箩耻濒-叔母
箩耻濒-叔母
我是在整理老相册时，又看到那张照片的。她站在盛夏的葡萄藤下，穿着一件浅紫色的的确良衬衫，手里捧着一把刚摘的、还带着白霜的葡萄，对着镜头笑。不是那种温婉含蓄的笑，是咧着嘴，眼睛弯成月牙，露出一点点虎牙尖的、毫无保留的笑。照片背后，是父亲用蓝色钢笔水写下的日期和称呼：1987年夏，于箩耻濒家。箩耻濒，是“舅姥”的拼音缩写，也就是我父亲的舅妈，我的叔祖母。
可我从小，就没叫过她“舅姥”。家里人都跟着表哥表姐叫她“箩耻濒”，发音干脆，带点儿南方的软糯尾音，听着亲切。她也不像别的长辈，非得让你规规矩矩喊出个称谓来。你叫她“箩耻濒”，她响亮地应一声“诶！”，顺手就把刚炸好的肉丸子塞你嘴里。
箩耻濒的故事，在我家族里像个传奇。她是上海来的知青，听说当年扎着两根油亮的大辫子，会弹手风琴，还会说几句俄语。怎么就留在了我们这个长江边的小城，嫁给了我那老实巴交的舅爷爷，谁也说不清。大人们提起，总是含糊地带过，末了加一句：“她呀，跟别人不一样。”这话里，有好奇，有不解，或许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。
但对我们孩子来说，箩耻濒是天堂的守门人。她的家，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明亮的所在。那是个带院子的平房，院子里有葡萄藤，有茉莉花，还有一只总在打盹的大黄猫。她似乎总有办法把平凡的日子过出滋味。普通的毛线，她能织出城里画报上的新花样；菜市场最便宜的鱼，经她的手，能变成鲜掉眉毛的醋溜鱼片。她爱听收音机里的戏曲，听着听着，会跟着哼，手里的毛线针却一刻不停。
我记得最深的是，她有一个樟木箱子，那是她的“百宝箱”。箱子里有印着外文商标的巧克力铁盒，有已经不再走针的旧手表，有褪了色的丝绸方巾，还有一沓用红头绳扎着的信。她从不避讳我们看，有时还会拿出一两样，讲点碎片似的往事。那是我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，大人也有大人的“从前”，那些我们来不及参与的时光，就静静躺在这些旧物里。
她的不同，还在于那份罕见的“通透”。我高考失利那年，躲在家里觉得天都塌了。父母安慰的话说了一车，听着却像隔靴搔痒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走到了箩耻濒家。她什么也没问，给我切了杯自己腌的柠檬蜂蜜水，然后指着窗外的葡萄藤说：“你看这藤，今年虫子多，结的果是少了些，酸了点。可它根还扎在这儿呢，冬天修一修，明年照样发新芽，说不定结得更多。人呐，有时候就是得经过一个不怎么甜的夏天。”
她没讲什么大道理，就那么几句家常话，却让我憋了好久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那不是委屈的泪，更像是心里那块压着的石头，突然被挪开了一道缝，透进了光。
后来，我去外地上学、工作，回去得少了。听说老房子拆迁，她搬进了新楼房，依然把阳台打理得像个小型植物园。再后来，就是她病重的消息。我赶回去看她，她已很瘦，躺在病床上，精神却还好。见到我，眼睛亮了亮，竟开起玩笑：“哟，大城市回来的人，还记得我这老太婆的路呀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她身上那种吸引我的、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。那是一种强大的“韧性”，不是硬邦邦的抵抗，而是一种柔软的、接纳生活所有滋味之后，依然能蓬勃生长的力量。她像一条河，从遥远的繁华之地出发，流经我们这片平凡的土地，带来了不同的水汽和风景，然后静静地、深深地融入其中，滋养着岸边的草木。
如今，葡萄藤和老院子早已不在。可每年夏天，看到市场上堆起的、深紫发亮的葡萄，我总会想起她，想起那个在藤下大笑的、有着奇怪称呼的箩耻濒-叔母。她让我懂得，生命的价值，或许不在于你从哪里来，最终停在哪里，而在于这一路，你是否活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景，并且，把这风景里的光和甜，分给了路过你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