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忌的女人
禁忌的女人
老巷子深处那家裁缝铺，总在黄昏时分亮起一盏昏黄的灯。铺子的主人是个女人，我们都叫她陈姨。对于她的闲话，比巷子里晾晒的衣裳还多，密密麻麻，挤满了邻居们的舌尖。他们说，她年轻时跟一个外乡人跑过，又独自回来了；他们说，她的手指触碰过的衣料，会带上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“晦气”。她成了这条巷子里，一个活生生的“禁忌”。
我那时还是个半大孩子，对“禁忌”这东西，既怕又好奇。每次路过，总忍不住加快脚步，却又偷偷用眼角去瞥那扇半开的门。门里总是很安静，只有老式缝纫机发出规律的“嗒嗒”声，像在诉说一段被踩进了针脚里的、无人倾听的往事。她很少出来，偶尔露面，也是穿着自己改的素色旗袍，头发一丝不苟地挽着，背挺得笔直，眼神平静得像秋天的深潭，看不出半点传闻中的惊涛骇浪。
真正打破这“禁忌”的，是我那条摔破了的裤子。那是母亲新给做的，膝盖处划了道大口子。母亲懊恼地念叨：“这料子难配，补了也难看。”我不知怎的，鬼使神差地嘟囔了一句：“要不……给巷尾的陈姨看看？”家里瞬间安静了。母亲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警告，也有些别的、更复杂的东西。半晌，她叹了口气，把裤子塞给我：“你自己去，放下就回来，别多话。”
我捏着裤子，像是捏着一块烫手的炭，磨蹭到裁缝铺门口。那“嗒嗒”声停了。“进来吧。”声音从里面传来，淡淡的，没有情绪。我挪进去，屋里弥漫着棉布和旧时光的气味。我把裤子递上，结结巴巴说明来意。她接过去，对着光看了看破洞，手指轻轻摩挲着布料边缘。那一刻，我注意到她的手，修长，但布满了细密的针痕和老茧，像一幅复杂的地图。
“料子还有得多吗？”她问。我摇头。她没再说话，转身在满墙的碎布头里翻找。那些都是别人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，五颜六色，堆迭在一起。她挑出几块颜色相近的，又选了一小块暗红色的布，比对着。然后坐下，重新蹬响缝纫机。针脚细密地走着，她不时停下来，用一把小剪子修剪。我忘了母亲的叮嘱，就站在那儿看。屋里只有机械的声音，和她偶尔极轻的呼吸声。那份专注，让周遭对于她的所有流言，都显得那么空洞可笑。
过了许久，她抬起头，把裤子递还给我。破洞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朵用暗红色碎布拼成的、简练又生动的小花，周围用同色线绣了细细的藤蔓。破绽被巧妙地化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“这样，就不只是补丁了。”她说这话时，嘴角似乎有极淡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弧度。我愣住了，那朵花让我忽然想到，她或许也曾想这样，把生命里的破碎处，尽力绣成花朵吧。
我道了谢，跑回家。母亲看到那朵花，也愣住了，用手摸了摸那细密的针脚，许久没说话。后来，那条裤子我穿到实在短了才舍得换下。巷子里的闲话依旧，但在我听来，却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，模糊而遥远。我偶尔还会去她那里，帮忙递个东西，看她把那些被人遗弃的破碎布料，耐心地拼合成坐垫、枕套，赋予它们新的、安静的生命。
再后来，我离开巷子去外地读书。听说旧城改造，老巷要拆了。去年回去，巷子已是一片瓦砾。我问起陈姨的去向，老街坊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铺子拆的前一天就搬走了，没什么东西，就几箱布料和一台老机器。”她像一滴水，悄然蒸发了，留下了那个“禁忌”的空壳，和一朵缝在我记忆里的、沉默的红花。
如今我常常想，我们生活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的“禁忌的女人”？她们被流言包裹，被偏见隔离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一个模糊而固定的符号。没人真正关心符号之下，那具体的人生，有着怎样的纹理，又是以怎样的坚韧，在沉默中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自己的岁月。那朵小红花，或许就是她对自己人生，最温柔也最倔强的“注释”，只是很少有人愿意去读懂罢了。巷子拆了，禁忌似乎也随之消散，但制造禁忌和轻信禁忌的心，是否真的也消失了呢？我望着那片废墟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