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两个老头调教的小说
被两个老头调教的小说
老陈头把那本厚得像砖头的手稿推到我面前时，我眼皮子都没抬。这年头，谁还看纸稿啊？可他那双干树皮似的手压在封面上，青筋都绷起来了。“小子，”他嗓子哑得像破风箱，“这里头的东西，你写不出来。”
我有点不服气。我好歹是正经中文系毕业，在网文平台混着，数据虽然不温不火，但也饿不死。老陈头是我房东，住楼下，平时除了收租就是摆弄他满屋子的旧书。另一个是刘爷，住他对门，以前听说在剧团里编过戏。两个老头，一个孤拐，一个笑眯眯，凑一块儿就爱挑我文章的毛病。
那天下午，刘爷也过来了。他不像老陈头那样直接把稿子甩过来，而是慢悠悠地泡了壶酽茶，给我倒了杯。“你先看，看完咱们聊聊。”我这才不情不愿地翻开。手稿字迹工整得吓人，是那种老派的蝇头小楷。开头平平无奇，就是个普通的乡村故事。可看着看着，味道不对了。
那文字，怎么说呢……像冬天里一口烧刀子，顺着喉咙下去，先是辣，然后一股热气“腾”地窜上来，浑身都通了。写一个庄稼汉蹲在田埂上发呆，没写他愁，就写他盯着泥地里一队蚂蚁，看它们扛着半片死虫壳，翻过个小土坷垃，翻不过，绕路，继续走。看着看着，你觉得那蚂蚁就是那汉子，那半片虫壳就是他背着的日子。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“看出门道没？”老陈头点起一支劣质烟，“你写东西，花架子太多。心里头没货。”刘爷接着话头，还是笑眯眯的：“写哭，非得大雨倾盆、撕心裂肺？你看这稿子里，老太太送儿子出远门，就一句‘她把煮熟的两个鸡蛋塞进儿子兜里，手在兜外按了按，没说话。’这‘按了按’，力道就全在了。”
我脸上有点烧。他们说的，是我常犯的毛病。总想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情绪，生怕读者感觉不到。可真正的劲道，原来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。这算是我在这间满是旧书和烟味的小屋里，上的第一课：生活的质感。你得摸到生活的纹理，而不是给它套上一层光鲜的亮片。
打那以后，我成了他们小屋的常客。老陈头负责“破”，专挑我文章的筋骨下手。“这段废话，删了！”“这人说的话，是你这个作者想说的，不是他这个人该说的！”刻薄得很。刘爷负责“立”，他会掰开了揉碎了讲：“这个地方，你让人物停一下，喘口气。他心里头在翻腾呢，你别急着往下赶剧情。”
有一回，我写一个中年男人失业后躲在车里不敢回家。我写了他如何烦躁，如何痛苦。老陈头看了，只哼了一声：“假。”刘爷让我重写，不提“痛苦”二字。我憋了整整两天，重写了一遍：男人在车里坐着，把电台从头拧到尾，全是吵嚷的音乐和广告。他关掉， silence。然后他伸手，把副驾上女儿落下的一个廉价小发卡，慢慢别在了遮阳板的边上。写到这里，我自己鼻子都酸了。
“这就对了。”刘爷点点头，“人物的弧光，不是你说他变了，是他自己一个小小的动作，让读者看见他变了。”老陈头难得没骂，把稿子放下，说了句：“像点人样了。”
这种调教，不是学校里的作文课。它夹杂着烟味、茶渍、毫不留情的挖苦和偶尔闪过的、近乎慈祥的肯定。他们逼着我扔掉那些速成的套路，逼着我去“看见”和“感受”。老陈头柜子深处那些发黄的小说，刘爷脑海里那些鲜活的舞台形象，都成了我的养料。我开始明白，故事的血肉，是从真实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，不是用情节的模板咔咔压出来的。
手稿我还没看完，他们说慢慢来。我的新小说开始在平台有了点不一样的反馈，有读者留言说：“作者是不是换人了？这文字底下，好像有东西在流动。”我笑了，没回复。心里想起那两个老头，一个骂骂咧咧，一个笑而不语。我知道，我这把钝刀，正在被他们用最老派、最扎实的方式，慢慢地，磨出一点光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