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与禽畜肠谤辞
人与禽畜肠谤辞
老李头蹲在自家院坝边上，嘴里吧嗒着旱烟，眯眼瞅着那群刚放出笼的鸡。那只芦花大公鸡，趾高气扬地领着一群母鸡在土里刨食，时不时还扑棱两下翅膀，喔喔叫上几声，神气得很。老李头吐出一口烟，喃喃道：“这家伙，活得比我还自在。”这话听着像玩笑，可细琢磨，里头有点东西。我们人和这些院子里跑的、圈里养的禽畜，到底是个啥关系？
打老祖宗那会儿起，这关系就定下了。人驯化了野猪、野鸡、野牛，给它们搭棚子，喂食水，图的是它们身上的肉、蛋、奶，还有那一膀子力气。这像是一笔写进骨子里的古老契约——我们提供生存的保障，它们交出生命的全部。这契约冷酷吗？站在人的角度看，似乎天经地义。可你要是静下来，看着一头老黄牛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或是母猪侧卧着给一窝崽儿喂奶时那安详的样子，心里头难免会咯噔一下。它们是不是也有它们的“日子”要过？
这就引出一个挺关键的词：生命伦理。这词儿听着有点大，有点学术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是咱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有血有肉、知冷知痛的生命。是纯粹把它们看作“长肉的机器”、“下蛋的工具”，还是能在契约之外，多那么一点点“处出来的情分”？
我记起小时候村里杀年猪，那场面热闹也残酷。猪的嘶叫声能传老远。可杀完猪，主家会把第一碗热腾腾的猪血豆腐，恭恭敬敬端去祭灶王爷，嘴里还念叨着。如今想来，那仪式里除了对收获的庆祝，是不是也藏着对献出生命者的那么一丝敬畏和告罪？这种朴素的、甚至有点矛盾的做法，恰恰是老祖宗在漫长相处里，无意识摸到的一点生命伦理的边儿。
现在不一样了。城里超市的冷鲜柜，肉都是切好、码齐、包上保鲜膜的，看不见一点生命的痕迹。我们吃得方便，却也吃得隔膜。那个“它们从哪来、经历过什么”的问题，被精心地隐藏了起来。契约只剩下冰冷的经济计算，那份古老的、略带沉重的相互凝视，消失了。
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都得吃素，或者回到过去。社会要转，人要吃穿。关键是，在这无法改变的基本契约之下，我们能不能把“人道饲养”这四个字，真正当回事？这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爱心泛滥，而是一种切实的、可操作的底线。让禽畜在活着的时候，能有最起码的动物福利：能转身，能蹭痒，能见到点阳光，不是一辈子挤在转身都困难的铁笼里。这要求高吗？我觉得，这是对付出生命者最起码的尊重，也是对我们自己良心的一个交代。
老李头后来没宰那只芦花公鸡，一直养到它老死，埋在院后的柿子树下。他说：“养出感情了，下不去手。它给我打了十几年鸣，也算尽了本分。”你看，在人与禽畜之间，除了那道冰冷的生存契约，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生长，那或许可以叫“情分”，或者叫“念想”。它不改变根本的规则，却能让这规则之下，少一些刺骨的寒，多一点温度的暖。
说到底，我们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沉默的、为我们付出的生命，映照出的，其实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模样。当我们能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不彻底背过身去，还能记得给予它们活着时的一份基本体面，这或许就是那古老契约在现代社会里，一点微小却重要的进步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它们，最终，也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心，能更安稳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