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贵妃印画众乐乐
杨贵妃印画众乐乐
话说那天华清宫的午后，日头懒洋洋地照着，连池子里的锦鲤都游得慢了几分。杨贵妃刚泡完温泉，脸上还带着海棠花似的红晕，正倚在栏杆边剥荔枝呢。宫女们轻摇团扇，微风里都带着甜丝丝的果香。可不知怎的，贵妃忽然觉得，这日子美是美，却好像少了点声响。
她抬眼望见廊下几个小宫女，正凑在一起看什么，时不时掩着嘴笑。走近一瞧，原来她们在传看一方绢帕，上面印着朵歪歪扭扭的牡丹——是拿萝卜刻了章子，蘸着胭脂盖上去的。见贵妃来了，小宫女们吓得脸都白了。谁料贵妃捏着帕子端详半天，噗嗤笑出声来：“这花蒂儿怎么刻得比本宫的指甲盖还胖？”
这一笑可不得了。贵妃忽然来了兴致，吩咐下去：把库里那些陈年的绸缎、裁衣裳剩的边角料都寻来，再调些不易褪色的花汁、青金石粉。她自己呢，翻箱倒柜找出些旧玉佩、铜镜钮，甚至让工匠把荔枝核磨平了，拉着贴身的宫人说：“咱们不拘刻什么，鸳鸯也好，祥云也罢，刻得有趣就成。”
起初只是贵妃院里热闹。后来连掌管文书的女官也来了兴致，她用篆书刻了“长乐”二字，印在素绢上竟别致得很。再后来，扫洒的粗使宫女也敢在落叶上试手——没有颜料？挤点石榴汁照样鲜亮。那段时间，华清宫的晾晒场上简直成了画市，绫罗绸缎与粗麻布并肩挂着，上面开着各式各样的花，飞着奇形怪状的鸟。有次高力士路过，见块布上印着叁只脚的仙鹤，愣是盯着琢磨了半炷香的时间。
这民间艺术的种子，就这么从宫墙里飘了出去。长安西市的胡商最机灵，他们找来刻工，把菩萨像、骆驼纹刻成木章，盖在往来书信的封口处，说是“贵妃娘娘宫里流行的款式”。东市绸布庄的掌柜更有意思，把顾客定的花样刻成章子存着，下回客人再来，直接盖章确认，省得画师反复描摹。连酒肆的幌子上，都开始出现红艳艳的葫芦印——那是店家自创的“贵妃醉”标记。
最让人想不到的是曲江池边的春游。那年上巳节，仕女们不再比较谁的绣工精细，反而掀起了“斗印”的风潮。你从袖中掏出手绢，上面盖着新创的连环回纹；我展开裙摆，露出裙角印的蝴蝶穿花。有个活泼的小娘子，甚至让丫鬟背着个小木箱，现场给围观的人盖“春日逢君”的纪念印。笑声惊起了柳梢的黄鹂，那种快活劲儿，倒比宫宴上的笙箫更真切几分。
后来安史之乱，马嵬坡的白绫绕了多少叹息。可长安收复后，市井间竟慢慢又见着那些花纹——茶馆记账的簿子上，小孩抓周的肚兜上，甚至清明插在坟头的纸幡上。人们不再提华清宫，只说“老辈传下来的花样”。那些曾围绕着贵妃的印章，仿佛自己长了脚，走进千家万户的寻常日子里。
如今想来，那段日子最妙的，或许不是印章本身。而是某个瞬间，尊卑、巧拙、贵贱的界限忽然模糊了。娘娘刻坏了的玉料，小宫女接过去添两刀，倒成了憨态可掬的小兽；画师看不上的“野路子”构图，印在农家的粮袋上，反而透着股生气。这种文化传播像池水漫过石阶，不知不觉就湿了一片青苔。
我有时翻看晚唐的笔记小说，读到某处描写妇人用木戳子给家书押花，总会愣一愣神。仿佛能看见千百年前那个午后，贵妃举着沾满胭脂的荔枝核，对着阳光眯起眼：“这儿再镂空些，印出来才灵透呢。”她当时未必想到什么千秋万代，只是诚心诚意地，想把眼前这点快乐，按进更广大的生活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