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源火车站300一次,凌源站300元一趟
老张把编织袋往肩上一甩，眯着眼看了看凌源火车站那几个褪色的大字。广场上拉客的司机凑过来：“大哥，上哪儿？叁百块，现在就走。”
“叁百？”老张咧嘴笑了，“十年前我头回来凌源，站前头喊价的就是叁百。这价码倒像焊在站前广场的钟楼，时针都不带晃的。”
铁打的价钱流水的人
候车室的塑料椅坐了半排人，穿西装的小伙子正对着电话抱怨：“说了凌源站300元一趟，这价十年没变过...”墙角的老太太接过话茬：“我闺女嫁到省城那年就是这个数，现在外孙都上小学了，还是叁百。”她说着从布兜里摸出个铝饭盒，掰开一次性筷子，“跑这条线的师傅都明白，多了没人坐，少了不够本。”
有个戴鸭舌帽的老师傅蹲在花坛边上抽烟，他说自己开了二十多年黑车。“汽油涨过，盒饭涨过，连站台票都从五毛涨到叁块了。唯独咱们这凌源火车站300一次的价，像用钉子钉死了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，“外地人总说这价钱邪门，其实简单——跑乡镇的班车一天就两趟，着急办事的，除了咱们这车还能指望谁？”
正说着，出站口涌出批背着行李的民工。刚才还散漫的司机们突然来了精神，此起彼伏地喊着“叁百一位”。有个穿工装的男人掏出皱巴巴的钞票，数了叁张递给司机，回头对同伴喊：“快点儿！还是老价钱！”那语气里竟带着点如释重负。
藏在数字里的讲究
火车站对面小卖部的老李最懂这里头的门道。“早上头班车到站那会儿，价能喊到叁百五。等日头升高了，又落回叁百。”他拧开搪瓷缸吹着热气，“要是遇上雨雪天，四百都抢着上。你说这价钱死板？它可活泛着呢。”
我跟着一个老师傅的车跑了一趟。副驾驶上坐着的妇女是回娘家，她说这价钱其实挺公道。“从这儿到我们镇上六十里地，班车才十五块，可你得等啊。我爹上午摔着了，能等吗？”她攥着手机，指节发白，“这时候别说叁百，五百也得走。”
老师傅单手打着方向盘，笑了笑：“咱们这行当，挣的就是个应急的钱。平时没啥人，节假日排长队。去年除夕那晚，我送到凌晨叁点，最后一趟人家硬塞了五百。”路旁的杨树一棵棵往后倒，他忽然叹了口气，“可别觉得我们黑心，这价钱是多年磨出来的——贵了人家宁愿等班车，便宜了对不住这辆破车和油钱。”
车停在个村口，那妇女急匆匆下去了。老师傅摇下车窗点了支烟：“其实最盼着降价的是我们。要是天天客满，谁不想薄利多销？可现实是...”他朝空荡荡的公路努努嘴，“一天能拉上叁趟就算烧高香了。”
站前广场的日与夜
黄昏时分，车站亮起昏黄的灯。有个年轻司机在刷短视频，外放声音很大。我问他为啥不入平台接单，他头也不抬：“抽成百分之二十，到手二百四，不够折腾的。在站前守着，好歹能落个叁百整。”
夜幕完全落下时，来了个特殊客人——抱着孩子的女人，说孩子发高烧，镇卫生院让赶紧送县医院。几个司机互相看了看，最后老陈站出来：“上车，给二百就行。”其他司机都没说话，默默退回阴影里。这是站前不成文的规矩——救急的买卖，不争。
望着那辆尾灯消失在山路拐弯处，我突然觉得这凌源站300元一趟的买卖，不像单纯的生意。它更像种笨拙的守望，用十年不变的价码，守着急需赶路的人，守着山村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段路。
深夜最后一班绿皮车进站，只下来七八个人。司机们围上去，喊价声在空旷的广场回荡：“叁百，马上走！”有个学生模样的男孩犹豫着，最终走向了夜班公交站牌。老张把烟头踩灭，嘟囔道：“明儿早点来，总能拉上活儿。”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伸向候车大厅门口那块褪色的价目表。表上自然没有他们这种生意的标价，但那数字，却深深烙在每个等车人的记忆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