护士在办公室被狂躁
护士在办公室被狂躁
李姐推开护士站的门，手里还攥着刚换下来的输液瓶。办公室里气氛有点不对，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表的秒针在走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小王护士总会念叨两句午饭吃什么，今天却见她低着头，手指紧紧抠着记录本的边角，眼圈有点红。
“怎么了这是？”李姐放下东西，轻声问。小王没抬头，只是把桌上的一张纸往李姐那边推了推。那是一份投诉单，字迹潦草，言语激烈，通篇充斥着“你们会不会干活”、“耽误病情谁负责”这样的字眼，落款是早上36床那位家属。李姐记得那位大哥，从入院起眉头就没舒展过，问话像审讯，稍有延迟就拍桌子。
“早上他父亲输液，滴速我按医嘱调好的。老爷子自己悄悄调快了，有点不适，家属进来一看就炸了。”小王的声音闷闷的，“在走廊里就吼起来，说我们护士不负责任，非要拉我来办公室‘理论’。那哪是理论啊……”她顿了顿，吸了下鼻子，“拍桌子，指着我鼻子骂，声音大得整层楼都能听见。我说我们可以调监控，看看是不是老爷子自己动的，他更火了，说我们推卸‘护理责任’。”
“护理责任”这四个字，此刻像石头一样压在人心上。李姐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没急着安慰。她在这行干了二十年，太知道这种“办公室里的狂躁”了。那不是突如其来的风暴，更像是病患家属心里那口高压锅，盖子被恐惧、焦虑和无助顶得砰砰响，最后，往往在最直接接触他们的护士面前，“嘭”地一声炸开。
医院是个特殊的地方，这里满是等待的煎熬和对未知的恐惧。家属把亲人的安危系在医生护士身上，一根弦绷得太紧，稍微一点不如意——可能是等待时间稍长，可能是解释没完全听懂，甚至可能只是他们自己心里太憋闷——那根弦就容易断。而护士站、医生办公室，这些代表着“权威”和“解决问题的地方”，就成了情绪倾倒的出口。
“后来呢？”李姐问。“后来护士长来了，把他请到医患沟通室，慢慢说。监控也看了，他情绪才平复些，但投诉单还是坚持要写。”小王擦了擦眼睛，“李姐，我就是觉得……憋屈。我们错了吗？尽心尽力在做，为什么换不来一点基本的尊重和理解？”
这个问题，李姐也问过自己无数遍。她想起自己年轻时，也被一位焦虑的产妇家属吼过，当时委屈得躲在库房掉眼泪。但现在她明白了，那种“狂躁”，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冲着护士这个人来的。它是一种失控的情绪转移，是面对疾病无力感的扭曲发泄。当然，这绝不意味着护士就该成为情绪的沙包。
“我们没错。”李姐拍拍小王的肩膀，“但咱们这份工作，‘职业防护’可不只是防病毒、防锐器伤。防这种语言和情绪的暴力，也是顶要紧的‘防护’。”她指了指投诉单，“流程我们走了，监控证据我们有了，你的处理完全符合规范。这就是我们的‘盾牌’。心里难受我懂，但别把他的焦虑，变成你的内伤。”
正说着，护士长回来了，脸上带着些许疲惫，但眼神平静。“小王，事情处理完了。家属后来也道了歉，说是自己太着急，担心老爷子，压力太大。”她看向两位护士，“我跟他说了，关心则乱，我们理解，但沟通的方式很重要。我们也重申了，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，对护士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可能影响其他患者和‘护理责任’的落实。”
护士长的话，既肯定了规范流程的重要性，也点出了问题的根源——那种在疾病阴影下被放大的焦虑。她安排小王下午稍微休息一下，调整状态。李姐则要接着去巡房，包括36床。
走进病房，那位大哥正给老爷子擦手，动作有点笨拙，但很轻。看见李姐，他脸上掠过一丝尴尬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李姐也没多说什么，像往常一样，仔细查看了老爷子的情况，调了调输液管，轻声嘱咐了两句注意事项。离开时，她听见那位大哥用很低的声音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回到办公室，小王情绪好了些，正整理下午的药品。阳光透过窗户，照在有些凌乱的办公桌上，把那片刚刚被阴霾笼罩的空间，染上了些许暖色。冲突似乎过去了，但李姐知道，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，类似的“办公室狂躁”可能明天，下周，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。
这不仅仅是某个家属或某位护士的问题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医疗体系中长期被忽视的情绪暗流。患者的恐惧，家属的焦虑，医护的压力，都在这个空间里交织、碰撞。而护士，往往首当其冲。建立更畅通的沟通渠道，提供更及时的心理支持，让“职业防护”的涵义更丰满，或许才是那剂能慢慢平息无名之火的良药。路还长，但每一步理解和规范的建立，都是在加固那面抵御无形伤害的盾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