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成了全公司的发泄玩具
我成了全公司的发泄玩具
这事儿怎么开始的，我自己都说不清。好像就是从上个月那场糟糕的季度会议后，空气就变了味儿。最开始，是隔壁部门的王哥，拿着份明显是他们自己搞错的报表，“啪”地甩在我桌上。“小李啊，这个数据你帮忙‘核对’一下，年轻人多锻炼。”他脸上堆着笑，可那语气硬得能硌牙。我张了张嘴，那句“这不该我负责”在喉咙里滚了滚，最后还是咽了回去。行吧，就当帮忙。
没想到，这一“帮”就开了闸。慢慢地，找我“帮忙”的人多了起来。市场部的方案写不完，美其名曰“借你的文笔润色”；销售部数据对不上，说是“你心细帮瞅瞅”；就连前台打印机卡了纸，都有人隔着半个办公区喊我的名字。我的工位，好像成了个万能垃圾站，什么难啃的骨头、烫手的山芋，都往这儿扔。关键是，他们的态度出奇地一致：表面客气，内里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指派。我要是稍露难色，对方眉毛一挑：“哟，现在年轻人这么不好合作啊？”顶大一个帽子就扣下来。
我成了个无声的“情绪缓冲垫”。领导在会上发了火，散会后，那股低气压便化作各种琐碎又紧急的杂务，精准地流向我的邮箱。同事之间有了摩擦，不便直接冲突，便把我当成传话的“工具人”，或者把对彼此的怨气，转移成对我工作的挑剔。我仿佛成了一个安全阀，所有人都觉得，在我这里泄压，成本最低，最没有风险。毕竟，我看上去最好说话，从不反驳。
有一天加班到深夜，对着电脑屏幕修改第八版根本不属于我的笔笔罢，我忽然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有点陌生。那个眼睛里有光的大学毕业生去哪儿了？现在这个面色疲惫、肩膀垮着的人，脸上好像就写着四个字：“拿来出气”。我意识到，这种“老好人”的面具戴久了，它已经长进了我的肉里。别人不是故意欺负我，他们只是习惯了我的“好用”和“无害”。这种职场软暴力没有伤口，不见鲜血，却一点点蛀空了我的精力和热情。
转折点在一个周叁下午。行政部的刘姐抱来一摞半人高的陈年档案，让我“抽空”数字化。我看着那摇摇欲坠的纸山，又看了看她理所当然的脸，胃里一阵翻腾。那一刻，一股陌生的火气“蹭”地冒了上来。“刘姐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平静得有点吓人，“我手头有张总急着要的分析报告，今天必须交。您的这个需求，麻烦先走邮件流程，写明用途和截止日期，我会根据优先级安排。”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了几秒，刘姐脸上的笑僵住了，嘟囔着“现在年轻人真是…”抱走了那摞纸。
神奇的是，天没塌下来。我提心吊胆了一下午，却发现世界照常运转。甚至，当我开始学着给任务排期，温和但坚定地说“不”，把不属于我的职责推回模糊的边界线时，那些随意抛过来的“垃圾”竟然变少了。我明白了，界限感这种东西，你不自己竖起栅栏，别人就会默认你这里是公共草坪。而逆来顺受，从来换不来尊重，只会换来更多、更重的践踏。
现在，我还是会帮忙，但会明确范围和时限。我不再是那个随叫随到、照单全收的“玩具”了。这个过程挺难，像在给一栋已经歪斜的房子重新打地基，得一点一点把别人、甚至把自己习惯了的压力撬起来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把这副“软柿子”的标签，从自己身上狠狠撕掉。职场这片海，风浪总会有的，但我不想再做那个谁都可以扔块石头、却指望我一声不吭的池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