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回娘家都给父亲玩儿
每次回娘家都给父亲玩儿
车刚拐进巷子口，就瞧见父亲背着手，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踱步。见我下车，他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，像被春风熨过似的，却只淡淡说了句：“回来啦。”我知道，他等这一刻，等了一整个礼拜。
进了屋，母亲在厨房忙得叮当响，油烟机轰轰地响着。父亲却径直领我走到客厅那张旧藤椅边，神秘兮兮地从电视机柜底下摸出个铁皮盒子。盒子有些年头了，边角都磨出了锈色。他小心翼翼打开，里头不是什么金银细软，全是些零碎玩意儿：一副老花镜、几个核桃、一把小锉刀，还有上回我给他带的那个拇指大小的鲁班锁。
“这个锁啊，”他推了推老花镜，把那个小小的木疙瘩放在掌心，“我琢磨了好几天，昨儿个睡前忽然就想通了。”他说着，枯瘦的手指灵巧地拨弄几下，咔哒一声，锁就解开了。脸上那股得意劲儿，像个刚考了满分的孩子。我把包放下，挨着他坐在地板的凉席上，接过他递来的鲁班锁。木头被摩挲得温润光滑，带着他手心的温度。
这成了我们父女间心照不宣的仪式。每次回娘家，我不再只是大包小包地拎营养品，总会顺手带点儿小东西——有时是副九连环，有时是盒需要慢慢拼的立体拼图，最近一次，是个机关重重的榫卯模型。东西不贵，却要费点儿心思，耗点儿时间。母亲总念叨：“净弄这些没用的，占地方！”父亲从不反驳，只是笑眯眯地把新玩意儿收进他的铁皮盒子，那盒子越来越满，像装着一盒子的时光。
其实我懂得。退休这些年，父亲的世界忽然就变小了。从车间里那个能把机器图纸看得明明白白的老师傅，变成了守着电视打盹儿的老人。他的精明、他的巧思，好像忽然没了去处。有回我看见他盯着窗台上那盆茉莉花发呆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画着线，那是在虚空中描摹他熟悉的图纸线条呢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像被细针轻轻扎了一下。
这些小玩意儿，成了他精神头儿的落脚处。每次我带回新的，他能津津有味地研究上好几天。解开了，就迫不及待等我回来“汇报”；解不开，也不着急，反而更来劲儿，说“有点难度才有趣”。有次我周末加班没回去，周一晚上就接到他电话，压着兴奋说：“那个孔明锁的第叁层，我弄明白了，原来要斜着转四十五度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声音，亮得像被泉水洗过。
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里，藏着我们都不曾说破的东西。父亲年轻时严肃，话不多，爱意都藏在行动里——小时候我自行车链子掉了，他蹲在路边修得满手油污；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来那天，他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抽了半宿烟。如今角色悄悄调了个儿，轮到我为他找些寄托，找些能让他眼睛发亮的东西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含蓄的关爱呢？
上个月，我给他带了个更复杂的中国结编织材料包。他戴上老花镜，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，第一次抱怨：“这个线太滑，不如木头好拿捏。”可等我两周后再回去，茶几上已经摆着个像模像样的盘长结了，虽然有些地方松紧不太匀称。他假装不经意地指给我看：“这个‘藻井’的部分，我改了改编法，你看是不是更挺括？”
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父亲花白的头发上，照着他手中那个红艳艳的中国结。母亲端菜出来，看了一眼，终于没再说“没用”，只嘀咕了句：“吃饭了，俩人都多大岁数了还玩这个。”我和父亲相视一笑，默契地把桌上的玩意儿收进铁皮盒子。那轻轻的咔哒一声，是只有我们才懂的暗号。
车子驶出巷子时，我看了眼后视镜。父亲还站在老槐树下，手里好像又在摆弄什么小物件。忽然就想起小时候，他总用厂里的边角料给我做玩具——会跳的铁皮青蛙、能转的风车。现在，该我给他准备“玩具”了。这些小小的物件，像一座座微型的桥，连接着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，让沉默的父爱有了具体的形状，在咔嚓作响的榫卯间，在缠绕交织的红线里，悄悄流淌着。
下次回去，该带点什么呢？路上我琢磨着。或许，该找个需要两人配合才能解开的双人锁吧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多一个理由，并肩坐在地板的凉席上，慢慢地，把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默契，一块一块地拼凑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