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城火车站小巷子200块钱一次,车站旁胡同200元一次
那天路过海城火车站，突然想起朋友提过一嘴的小巷子。说实话，这地方和二十年前没太大差别，就是人更多了，拉着行李箱的旅客像潮水一样涌出来。我拐进站前那条熟悉的岔路，巷子口有个卖烤红薯的大爷，焦糊的甜香味混着汽车尾气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巷子比想象中窄，两侧墙面斑驳得厉害，上半截是多年前刷的绿漆，下半截被小广告贴成了灰白色。通下水道、搬家、短期租房，层层迭迭的纸片像鱼鳞。几个穿工装的中年人蹲在墙角抽烟，烟灰轻飘飘落在磨得发亮的皮鞋上。
巷子深处的对话
往里走能听见卷帘门哗啦啦的响动，五金店老板正往下拉门板。“要找住处？”他拎着铁钩打量我，“前头红砖楼，单间按天算。”我摇摇头，他立刻补了句：“要是临时歇脚，转弯那栋黄房子，谈好价就行。”这时两个年轻女孩拖着行李箱过来，用手机屏幕对着老板晃了晃，叁人低声交谈着，隐约听到“按钟点算”“押金另付”。
黄房子的楼梯硌脚，每步都响起金属疲劳的呻吟。叁楼走廊晾着滴水的工装裤，某扇门后飘出方便面的香精味。穿条纹衫的女人正在刷手机，抬头时眼角的细纹堆迭起来：“日租二百，押叁付一。”见我没接话，她又低头划着屏幕：“要是就歇几小时，也能商量。”
隔壁传来电视购物节目的喧闹，主持人声嘶力竭地推销蚕丝被。女人突然轻笑：“这地段都这价，车站旁胡同200元一次，洗衣做饭另算。”她说的“一次”带着某种含混的弹性，像是能把整段时光压缩成扁平的数字。
窗台上的薄荷
最里间的窗台有盆薄荷，在满墙霉斑间绿得扎眼。住客是附近餐馆的配菜工，他正把制服泡在红色塑料盆里：“我们这行住不起正经公寓，但比桥洞强。”泡沫漫过他手腕上的烫伤，他说等攒够钱就回老家开小吃店，“现在？现在先活着。”
下楼时遇见送外卖的小哥，他边跑边核对门牌号，保温箱撞得栏杆咚咚响。在某个时刻，这条巷子仿佛变成巨大的传送带，每个人都是暂存的包裹，等着被送往下一个地点。巷口的烤红薯摊开始收摊，铁桶底部还剩两个焦黑的，大爷用火钳翻抹着说：“马上要整治了，下个月再来，估计就看不着喽。”
转身离开时，火车站钟楼响起整点报时。我忽然想起那盆薄荷，在充满临时性的空间里，某些生命依然在认真生长。身后巷子渐渐亮起零星的灯，像遗落在城市褶皱里的萤火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