雌老师的肮脏讲台
雌老师的肮脏讲台
老教学楼的走廊尽头，那间教室的讲台，总是灰扑扑的。粉笔灰像是长在了木头缝里，抹布擦过，只留下一道道湿漉漉的痕，灰尘却更深地嵌了进去。学生们私下里都管教历史的雌老师叫“雌先生”，半是尊敬，半是种说不清的疏离。她的讲台，也成了我们课间窃窃私语的话题——怎么就能脏成那样？
雌老师上课，板书极多。她不用现成的课件，总是一边讲，一边用那种快秃了的粉笔，在黑板上吱吱呀呀地写。字是漂亮的，力道也足，粉笔屑雪花般簌簌落下，讲台前沿便积了厚厚一层白。她写满了就擦，擦了又写，粉尘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，落在她的藏蓝色外套上，也落在那讲台的每一个角落。那讲台，仿佛成了她思想的尘埃沉淀池，每一个知识点，都先要经过这层灰土的“过滤”，才飘进我们的耳朵。
有一回，我值日，放学后去擦讲台。抹布碰到台面，感觉油腻腻、涩涩的。那不是普通的灰尘，是经年累月的粉笔灰，混合着也许来自无数届学生手掌的潮气，还有时光本身留下的、看不见的剥落物。我甚至在一个角落，发现了几枚模糊的钢笔字迹，像是很久以前某位老师批改作业时无意划上的，已经和木纹融为一体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这脏，好像有了分量。
雌老师似乎从不在意。她常把教案、书本随手往台面一放，袖口拂过灰尘。讲到激动处，她会用手掌按住台面，身体前倾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们。那时，她袖口沾染的灰，和讲台上的灰，便不分彼此了。她讲楚汉相争，讲安史之乱，讲那些湮没在时光里的惊心动魄。声音不高，却像有磁力。奇怪的是，当她讲述那些同样蒙着历史尘埃的故事时，身下那肮脏的讲台，似乎不再显得突兀，反倒成了某种恰如其分的背景。
后来有一次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。雌老师板书时，写错或需要强调，她会用指尖蘸一点讲台上的积灰，在正确的字旁或重点句下，轻轻划一道。那道灰痕，在黑色的板面上，居然比粉笔字更醒目，带着一种笃定的质感。知识，仿佛经由这讲台上的“土”，被重新赋能与印记，烙进了我们的视线。那讲台的脏，不再是懒惰或邋遢的证据，倒像是一个沉默的共谋者，参与着每一堂课的建构。
毕业前最后一课，雌老师讲完内容，合上书，罕见地没有立刻离开。她用手慢慢拂过讲台面，动作很轻，像在抚摸一本古籍的书脊。教室里静极了。她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桌子，跟了我十几年了。脏是脏了点，但每一粒灰，好像都连着刚讲过的一句话。擦得太干净，我反倒会不习惯。” 她没说更多，但我们好像都听懂了。那讲台承载的，远不止灰尘。
许多年后，母校翻新，老桌椅全都换了。我回去看过，新教室明亮整洁，讲台光可鉴人。我却总想起雌老师那个灰扑扑的角落，想起粉尘在阳光中飞舞的光景。那肮脏的讲台，原来是她的一方教育现场，是最朴素的舞台。所有鲜活的讲述、思想的碰撞，乃至时间的磨损，都真实地、不加掩饰地沉淀在那上面。它从未试图显得光鲜或正确，只是诚实地承载着日复一日的耕耘，以及耕耘必然带来的“污渍”。那种脏，是一种结实的、有温度的、与知识本身同质的痕迹。
现在想来，我们当时对于“干净”的理解，或许太单薄了。有些事物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被使用的痕迹，在于它容纳了过程的芜杂。就像雌老师的课，那些纷扬的落灰，或许正是历史本身的面貌——从来不是一尘不染的陈列，而是一场场在尘土飞扬中的跋涉与讲述。而那方讲台，便是这跋涉最忠实的、灰色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