辞惫辞不良义姐
辞惫辞不良义姐
我那个义姐，打小就是个“人物”。这么说吧，街坊四邻提起她，那表情，叁分无奈，七分“敬而远之”。她比我大叁岁，名字里有个“婉”字，可行为举止跟“婉”字半点不沾边。我妈总叹气，说她“路子太野”。
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，她正处在最张扬的年纪。一头挑染得五颜六色的短发，耳朵上一排亮闪闪的耳钉，校服外套永远不好好穿着，松松垮垮地系在腰间。放学路上，她身边总围着几个同样打扮扎眼的“哥们姐们”，笑声能掀翻半条街。我那时胆小，路上碰见了，都低着头快步走过去，假装不认识。她倒好，远远就扯着嗓子喊我小名，搞得我满脸通红，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
家里大人没少为她操心。叔叔（她爸）的皮带抽断过两根，阿姨的眼泪流干了几回，可她呢？梗着脖子，一副“你能拿我怎样”的架势。逃课、打架、顶撞老师，这些事儿对她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。我妈私下跟我嘀咕，说她这样下去，整个人就“废了”。那时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她像一团不受控制的野火，灼热，刺眼，让人不敢靠近，也预感她迟早会烧尽自己。
可生活吧，有时候就爱给你来点意想不到的转折。
我中考前那个春天，压力大得睡不着觉。一天晚上，我跟家里大吵一架，摔门跑了出去，一个人蹲在河边的暗处生闷气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肩膀忽然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。我吓一跳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她。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。
“哟，好学生也学人玩离家出走？”她在我旁边随意地坐下，从塑料袋里掏出两罐可乐，扔给我一罐。冰凉的触感让我清醒了些。我没说话，她也没追问。我们就那么并排坐着，听着河水哗哗的声音。
过了好半天，她忽然开口，声音有点哑，没了平日里的张狂：“觉得家里烦，对吧？觉得没人懂你，对吧？”我没吭声，算是默认。她嗤笑一声，不是嘲笑我，倒像是自嘲。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这么觉得。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，得可劲儿闹，可劲儿造，才能显出我的存在。”
她顿了顿，拉开可乐，喝了一大口。“后来发现，屁用没有。除了把真正关心你的人推得更远，把自己弄得更糟，啥也没得到。你以为你是在反抗，其实呢，是在犯傻。”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冲击力不是一般的大。我转过头，借着远处路灯微弱的光，第一次仔细看她的侧脸。那些耳钉还在，但眼神里有些我以前没见过的、沉静的东西。
“你不一样，”她把可乐罐捏得嘎吱响，“别学我那些浑事。有脾气，得用在正地方。比如，把你讨厌的试考好，把你看不惯的事儿，用他们挑不出毛病的方式给比下去。那才叫本事。”那天晚上，她跟我说了很多，对于她在外头混时吃的亏，见的形形色色的人，还有她心里那点没说出口的后悔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她那身“不良”的盔甲下面，藏着的是一个比谁都清醒、也摔过跟头的灵魂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微妙地变了。我还是不敢跟她那些朋友打交道，但私下里，偶尔会发条信息问问近况。她回复得简短，有时就一个“嗯”字，但我知道她在听。后来她没考上大学，去学了美容美发，据说在另一座城市开了间小小的工作室，做得还挺有模有样。叔叔阿姨提起她，虽然还是摇头，但语气里终于有了点“总算走上正路”的如释重负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“不良”义姐，或许是我青春里一个另类的“引路人”。她用自己磕磕绊绊的轨迹，给我画了一条清晰的红线：看，那条路我走过，不太好走，你别来。她的“不良”，像一面有点晃眼的镜子，让我提前窥见了任性与叛逆可能通向的荒芜，也让我更早地开始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有力的“成长”。她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粗糙却有效的“规训”，比任何一本正经的说教都来得深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