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头添扇贝
老头添扇贝
老街坊们都叫他老陈头。退休这些年，他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每天下午拎着他的小马扎，揣上那把油光发亮的蒲扇，坐到巷口的榕树下。扇子不是用来扇风的，至少不全是。他那把蒲扇的边儿上，总别着一根细细的、磨得发亮的竹签。
他在等他的扇贝。当然，不是海里那种带壳的鲜货。老陈头等的，是菜市场拐角那家海鲜摊的老板娘。老板娘人爽利，知道他这个老主顾的怪癖——专挑那些壳子最大、纹路最深的扇贝。老陈头买回去，也不急着吃。他把扇贝在清水里养上半天，看着它们微微开合，吐尽沙。
真正的功夫，在后头。傍晚时分，老陈头就坐在自家那张老旧的八仙桌前，台灯拧亮。他戴上老花镜，从抽屉里取出那套跟了他几十年的家什：小锤、细镊、还有那把蒲扇上取下的竹签。扇贝已经蒸熟，壳自然张开，露出肥嫩的贝柱和黄。街坊以为他这是要吃，可老陈头第一筷子，却往往不是奔着肉去。
他用竹签的尖儿，极轻、极慢地，去挑贝壳内侧那一层膜。那层膜薄如蝉翼，紧贴着贝壳内壁复杂蜿蜒的沟壑与纹路。他的动作慢得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，呼吸都屏着，生怕一口气吹破了。挑起来一点，再用细镊子小心翼翼地捏住，一点点地撕剥。他要的，是那一整张完整无缺的、带着贝壳天然虹彩与生长纹的薄膜。
“您这是图个啥呀？”有邻居串门看见，忍不住问，“费这老鼻子劲，那膜又不能吃。”
老陈头只是笑笑，也不多解释，眼神又落回手里的活计上。他这“添扇贝”的名头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不是添加佐料，是“添”一份外人看来毫无用处的耐心。他说，这就像以前在厂里雕模具，差一丝一毫，整个件儿就废了。剥这层膜，心不能急，手不能抖，你得顺着它的“脾气”来。
有一回，一个扇贝的膜特别脆，撕到一半就裂了道口子。老陈头举着那片破膜，对着灯看了好一会儿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这才开始享用那份迟来的晚餐。贝肉凉了，但他吃得依旧津津有味。问他可惜不，他摇摇头：“东西嘛，成了是缘分，不成也是它的命数。强求不得。”
剥下来的完整薄膜，他并不收藏。而是用清水漂净，平平地贴在裁好的小宣纸上，再压进一本厚重的旧字典里。日子久了，那本字典的中间部分鼓鼓囊囊。没人知道里头有多少片。他也不给人看，仿佛那“添”的过程本身，就是全部意义所在。那片膜最终在书页里干透、定型，记录下那只扇贝独一无二的生长轨迹，也封存了老陈头那一下午屏息凝神的时光。
儿子从大城市回来，看见老爷子又在那儿捣鼓，忍不住说：“爸，您这纯粹是浪费时间。想吃扇贝，我给您买即食的，肉都给您剥好的，多省事。”
老陈头擦了擦竹签，慢慢说：“省下来的时间，用来干啥呢？”儿子语塞。他接着道：“这东西啊，就像过日子。你们都图快，高铁要快，快递要快，吃饭也要快。可有些滋味，有些门道，快不起来。就得这么慢慢地‘添’，手里有件牵着你心神的事，日子才过得踏实，过得有纹有路。”
儿子怔了怔，不再说话。第二天下午，他搬了个凳子，也坐到八仙桌旁，看父亲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，如何稳如磐石地，进行一场寂静无声的剥离。屋里只有窗外隐约的市声，和竹签与贝壳摩擦时几不可闻的悉索声。那一刻，时间好像真的慢了下来，慢得能看见光线里浮动的微尘，慢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老陈头也许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但他用一根竹签，一片扇贝壳，在这个什么都求“快”的世界里，固执地践行着一种“慢”的哲学。这哲学关乎专注，把全部精神投注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；也关乎敬畏，对自然造物的精巧保持谦卑，不去粗暴地占有，而是尝试着去理解、去留存那瞬间的、脆弱的美。
后来，儿子回了城市。偶尔在工作焦头烂额、觉得什么都一团糟的时候，他会忽然想起父亲灯下那微驼的背影，和那片在竹签下逐渐显露的、完整的虹彩。心里便会莫名地静下来一点。他想，父亲“添”的哪里是扇贝呢，他是在那一片片贝壳上，一遍又一遍地，添补着被匆忙生活磨损掉的那份从容的底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