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7最大但人文艺术,任汾
37最大但人文艺术,任汾
第一次听到“37最大但人文艺术”这个说法，是在一个朋友的工作室里。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署名任汾。朋友点了支烟，指着画里一个扭曲却又充满力量的色块说：“看，这就是了。37是个坎儿，过了这个年纪，技术可能到顶了，但‘最大’的困扰也来了——接下来画什么？凭什么画？”他吐了个烟圈，悠悠道：“任汾这小子，就在这个坎儿上，硬是把‘但是’扭了过来，搞出了点名堂。”我盯着那画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话，有点意思。
所谓“37最大”，大概是指那种状态：技巧磨得差不多了，经验也攒了一堆，在行业里能被尊称一句“老师”了。可也正是这个时候，人最容易撞上一堵透明的墙。往前看，技术上的精进似乎触到了天花板，每一笔都圆熟，却也容易陷入重复；往后看，年轻的冲劲和生猛，又好像褪了色。这是一种“盛年之惑”，手里握着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技艺资本，但艺术的魂，却可能在这个时候感到饥饿，甚至迷茫。很多人在这个节点，要么不断重复自己，成了熟练的工匠，要么就在焦虑里慢慢沉寂下去。
那么，任汾是怎么“扭”过来的呢？我看他的画，有个强烈的感觉——他在主动给自己“找麻烦”。他不甘心只做那个“技法最大”的任汾。你看他早年的作品，工笔细腻，结构严谨，是好，但总觉得隔着层玻璃。而最近几年，他的画里忽然“乱”了起来。那种“乱”，不是胡来，像是把原来严丝合缝的体系，故意敲开了一道裂缝。他把街头涂鸦的率性，泼进了传统山水画的意境里；用看似笨拙的、孩童般的线条，去勾勒极其复杂的现代人面孔。这种“不和谐”的并置，起初让人一愣，细看却有种奇异的生命力在涌动。
这大概就是他那“人文艺术”的核儿了。他不满足于仅仅呈现一个美的、技术的“结果”，而是开始把作画过程的挣扎、思考、甚至犹疑，都坦诚地留在画布上。有一幅画，我印象极深，画面主体是一个沉思的古人背影，笔法苍劲，但背景却用稀释的颜料，漫漶成一团混沌的、仿佛电子信号不良的色斑。朋友说，任汾画到那儿时停了好几天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衔接那种亘古的孤独与当下信息爆炸的眩晕。最后，他选择不“完美”地衔接，就让那种断裂感和并置感赤裸裸地留着。这幅画的力量，恰恰来自这份未完成的、真诚的“但是”。
所以，“37最大但人文艺术”，这个“但”字，真是个千斤重的转折。它意味着一次危险的跳跃，从依赖已知的、可控的技艺层面，跃向探寻未知的、混沌的内心与时代精神。任汾的实践，像是一种示范：当技术的羽翼足够丰满时，或许正是时候，让它承担一些更重的飞行——去追问意义，去表达困惑，去用颜料进行一场哲学对话。这比单纯追求画得“更好”，要难得多，也冒险得多。
画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烟丝燃烧的细微声响。我忽然觉得，任汾画的，也许不只是画，也是很多走到人生中场的人共有的一种心境。那个“37”，未必是个确切的数字，它更像一个象征，象征着你积累的资本与面临的瓶颈同时达到峰值的那个阶段。是躺在功劳簿上，被“最大”的光环催眠，还是鼓起勇气，用全部的家当去押注一个“但是”，去追寻那点更虚无却也更真实的人文微光？任汾的选择，让他笔下的山河、人物，都带上了一层自我拷问的体温。这体温，或许才是艺术能穿越时间，真正触达人心的那点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