岳母的故事
岳母的故事
我岳母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，不识字，却把生活过成了一本厚书。她今年七十五了，腰板还挺得笔直，像老家屋后那棵老槐树。我和妻子接她来城里住过一阵，她总不习惯，说楼太高，晃眼；车太吵，闹心。没过半个月，就念叨着要回去，说她的鸡呀、菜地呀，离了人不行。我们拗不过，只好送她回那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子。
回去的路上，她话匣子就打开了。说的都是些旧事，絮絮叨叨的，像秋天晒谷场上的风，一阵一阵，带着陈年的谷香。她说起我岳父，那个我从未谋面的男人。岳父走的时候，我妻子才五岁，小舅子刚会走路。家里一下子塌了天。
“那时候是真难啊。”岳母眯着眼，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，声音轻轻的，“队里分的口粮，紧紧巴巴的，两个孩子正长身体，半夜饿得直哭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就想着，得让他们吃饱，得让他们上学。”她没说自己怎么难的，可那双布满老茧、关节粗大的手，静静地搁在膝盖上，就是一部无声的辛酸史。她白天跟着生产队出工，一刻不敢歇；晚上就在煤油灯下，给人纳鞋底、缝补衣裳，换几个鸡蛋，或者一小把红糖。生活的韧劲，在她身上，就是那盏熬干又添上油的灯，是纳鞋底时针尖穿过厚布时“哧啦”一声的闷响。
有一年冬天，特别冷，河面都结了厚厚的冰。小舅子发了高烧，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，直摇头，说得送县医院。那天夜里，没有车，她就用家里唯一的破棉被把孩子裹严实了，背在背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二十多里山路。她说，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我的儿，不能有事。到了医院，天都快亮了，她的头发、眉毛结满了白霜，脚上的解放鞋湿透了，冻得硬邦邦的，脱都脱不下来。为母则刚，这四个字，她大概不懂，可她用一夜的跋涉，把它刻在了风雪里。
她最骄傲的，是供出了一双大学生。村里人都说：“一个寡妇家，能把孩子供到这份上，奇迹啊！”她听了，只是笑笑，继续侍弄她的菜园子。她说，孩子争气，是他们的福分；她做的，不过是本分。我妻子常说，母亲这辈子，心里装的全是别人，唯独没有她自己。她似乎不知道什么叫“享受”，你给她买件新衣服，她总收在箱底，说“干活穿可惜了”；做点好吃的让她先动筷，她总说“我不饿，你们吃”。她的爱，是沉默的，扎实的，像泥土。
如今，孩子们都在城里安了家，想接她享福。她还是守着老屋，院子里有她养的几只鸡，一小畦碧绿的蔬菜，墙角堆着整齐的柴火。她说，这里踏实。每天清晨，她依然早早起床，洒扫庭院，生火做饭，日子过得一丝不苟。夕阳西下时，她就坐在门槛上，静静地看着远山。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也许在想早逝的丈夫，也许在想孩子们的童年，也许什么都没想，只是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。
我常常觉得，岳母的故事里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，却有一种水滴石穿的力量。她就像山间的溪流，遇到石头就绕过去，遇到悬崖就跌成瀑布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 quietly, 却磨平了生活的棱角，滋养了两岸的生命。她的世界很小，就是一个家，几亩地；她的世界又很大，装下了所有的风雨和孩子们的全部未来。她的故事，是一部用锄头、针线和脚步写成的书，书页泛黄，字迹却力透纸背，教人懂得什么是不离不弃，什么是真正的担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