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昂哥哥
哈昂哥哥
巷子口的老槐树下，总聚着些人。夏天摇着蒲扇，冬天揣着手，话题绕来绕去，最后常会落到一个人身上——“哈昂哥哥”。这名儿听着有点怪，像是个绰号，又像是带着某种亲昵的敬畏。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就是这老城区里，一个修了叁十多年自行车的老师傅。
他的摊儿就支在槐树对面，一个油渍麻花的小棚子。招牌是没有的，但谁都知道那儿是“哈昂修车铺”。为啥叫“哈昂”？据说是因为他干活儿时，遇上特别紧的螺丝或者卡死的链条，总会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闷闷的“哈——昂——”，像是给自己鼓劲，又像是跟手里铁家伙的较劲。时间长了，这声音就成了他的招牌。孩子们学他，拖着长音喊“哈昂词叔叔”，他听了也不恼，抬起沾着黑油的手背蹭蹭额头的汗，嘿嘿一笑，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。
我去他那儿，是因为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老“二八”凤凰。车子推到他跟前，他正蹲在地上，对付一辆童车歪掉的前轮。他没立刻起身，只是歪头瞥了一眼我的车，嘴里“啧”了一声。“这老伙计，有些年头没拾掇了吧？”他说话慢，带着浓浓的本地口音，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稳稳当当地托出来的。
等他忙完手里的活儿，才站起来，围着我的车转了一圈。他伸脚轻轻踢了踢锈住的后轮，那轮子不情不愿地转了半圈，发出干涩的“嘎吱”声。“你看，”他指着车轴，“这儿，油泥都干了，沙子也吃进去了。还有这刹车皮，磨得都快见铁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已经顺手从工具箱里拎出扳手，蹲下身开始拆卸。那动作不快，甚至可以说有些迟缓，但每个步骤都极其扎实，扳手卡住螺母，严丝合缝。
我递了根烟给他，他摆摆手，示意手上都是油。自己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半截卷烟，就着棚子角落煤球炉子上烧着的水壶嘴，凑过去点着了，深深吸一口。烟雾缭绕里，他眯着眼，手上的活儿却没停。那双手，指节粗大，布满老茧和洗不掉的黑色油污，像老树的根。可就是这双手，摆弄起那些细小的滚珠、弹簧时，却又异常灵巧。
“现在的人啊，东西坏了就想换。”他忽然开口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我听。“车胎扎个眼，补补就能用。链条长了，紧两扣就行。动不动就扔，哪有那么多东西可扔？”他说话间，已经把我的车后轮整个卸了下来，放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，用一根细铁棍轻轻敲击着轴承。叮叮当当的，竟有几分节奏。
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，他修的似乎不只是自行车。那些松动的螺丝，他给拧紧；那些偏离的轮圈，他给调正；那些干涩的关节，他给注入润滑。经他的手，那些快要散架、发出杂音的旧东西，总能恢复一种顺畅、安稳的状态。这或许就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，不追求崭新光鲜，而是在磨损与修复之间，找到一种平衡，让事物得以继续忠实地运转下去。
棚子里的光线渐渐暗了。他拧亮了一盏用电线吊着的昏黄灯泡。灯光把他佝偻着的身影放大，投在斑驳的墙上。他还在不紧不慢地调整着我的车闸，试一下，捏一捏，再调一下。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手里不是一辆破旧自行车，而是什么需要精心校准的精密仪器。
终于，他直起身，拍了拍车座。“试试。”我骑上去，在巷子里蹬了一圈。那些“吱吱嘎嘎”的怪响消失了，只剩下车轮碾过青石板路轻微的沙沙声，刹车手感清脆利落，整个车子变得轻快而扎实。我骑回棚子前，他正用一团棉纱，仔细地擦拭着刚才用过的工具，然后一样样放回那个巨大的木头箱子里，码得整整齐齐。
我问多少钱。他报了个数，低得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多递了一些过去，他抽走原本该得的，把多余的推回来，还是那副不容商量的样子。“就这个价。”他说。我道了谢，推车离开。走了几步回头，看见他又坐回那个小马扎上，就着灯光，在看一本破旧的《叁国演义》。身影落在灯光里，小小的，却又像生了根。
后来，我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，汽车。路过那条巷子的机会也少了。但偶尔听到什么刺耳的、不协调的噪音时，我总会莫名想起那一声从喉咙深处发出的、用力的“哈——昂——”，想起那双能把散乱调校顺当的手。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、追求新的时代，那个慢吞吞的、专注于让旧物重新严丝合缝的“哈昂哥哥”，和他棚子里昏黄的灯光，反而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清晰，成为一种对于踏实感的微弱却持久的参照。他的存在本身，似乎就在默默抵抗着某种无形的、让一切变得松垮和易碎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