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戴了我要给你最高待遇
别戴了我要给你最高待遇
老张把工牌往桌上一扔，塑料壳子碰着玻璃，“啪嗒”一声脆响。他盯着那根蓝色的挂绳，看了足足半分钟。这根绳子，每天早晨勒在脖子上，跟着他挤地铁、爬楼梯、进闸机，像是某种无形的提醒——提醒他的身份，他的位置，他那一亩叁分地的责任。他突然觉得，这东西真沉啊。
办公室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空调卖力地吹着风。他想起早上电梯里遇到的实习生，那孩子胸口工牌戴得端端正正，照片里的笑容青涩又用力。老张当时心里嘀咕了一句：新鲜劲儿没过呢。可他自己呢？戴了十几年，牌子换了好几个，职务头衔越来越长，绳子却好像越来越紧。有时候照镜子，他都觉得那不像个通行证，倒像个……嗯，像个温柔的枷锁。
我们是不是都太习惯“戴着”什么活着了？戴上面具，戴上头衔，戴上那些别人觉得你该有的样子。开会时戴上一本正经，应酬时戴上八面玲珑，连回家对老婆孩子，有时候都不自觉戴上了“顶梁柱”的壳子。生怕摘了，就露了怯，就没了那份“待遇”。
可什么才是真正的“最高待遇”？是独立办公室角落那盆半死不活的绿植？是报销单上比别人高一点的额度？还是年会抽奖时，行政特意安排你“恰好”中个不大不小的奖？这些玩意儿，就像工牌上那层过塑的膜，看着亮堂，摸起来却冷冰冰的。
老张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楼下街道车水马龙，每个人都在奔赴某个地方。他忽然觉得，也许最高的待遇，根本不是给你什么，而是允许你“摘下”什么。允许你摘下疲惫，摘下伪装，甚至摘下那份战战兢兢的“必须优秀”。
他想起了厂里的老师傅。老师傅没那么多头衔，就靠一双手，听机器运转的声音，就能知道哪个齿轮闹了脾气。厂长见了都得敬他叁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早把自己从“工人”这个身份里摘出来了。他享受的是那种和机器对话的、纯粹的“手感”，那是系统无法授予，工牌无法标识的权威。这种权威，来源于真实的投入，来源于那份近乎痴迷的“手感”。
手感。这个词真妙。它不是冷冰冰的流程，不是钉在墙上的章程。它是热的，是活的，是你跟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肌肤相亲之后留下的温度。老张做项目这么多年，最顺手的几个案子，好像都不是照着教科书做的。哪个节点该紧一紧，哪个环节可以松口气，心里头那种微妙的掂量，就是手感。可这手感，戴着层层迭迭的“工牌”时，反而迟钝了。
公司最近在搞“扁平化管理”，口号震天响。可老张觉得，真正的扁平化，恐怕不是把组织结构图压扁，而是让人心里头那杆秤能放平。别整天掂量着我是什么“级”，你是什么“岗”。咱就事儿论事儿，凭“手感”说话。你能把这摊活儿玩出花来，能把客户处成朋友，能把麻烦化于无形，那你就是爷。这待遇，比什么头衔都实在。
他走回桌前，没再捡起那张工牌。下午有个挺重要的会，他打算就这么空着脖子去。他想试试，当别人盯着他空荡荡的胸口，略显诧异时，他能不能更专注地去听，更自在地去说。他想把那份注意力，从证明“我是谁”上，挪到“我能做什么”上。这或许是个开始，试着找回一点被工牌勒丢了的、自由的“手感”。
门被敲响了，是那个实习生，来送资料。孩子眼睛尖，一眼就看到桌上孤零零的工牌，又看看老张的脖子，脸上闪过一丝困惑。老张接过文件，笑了笑，没解释。有些东西，得像剥洋葱，得自己一层层往里剥，剥到辣出眼泪，才知道里头芯子是啥样。最高的待遇，或许就是把这剥洋葱的权利，还给自己。
窗外阳光挪了个位置，正好照在那张被遗弃的工牌上。塑料膜反着光，有点刺眼。老张把百叶窗拉下了一半，光被切成一条条的，落在桌上，像一道温柔的刻度。他坐下来，翻开文件，手指拂过纸页，发出沙沙的轻响。这一刻，他感觉脖子轻松了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