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语第一次处破女
国语第一次处破女
老宅的樟木箱底，压着一本硬壳笔记本。封面是那种上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暗红色，烫金的字已经斑驳，勉强能认出“国语练习簿”几个字。我翻开来，第一页用蓝黑墨水工工整整写着：“第一次处破女——1987年9月10日”。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这当然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。这是我奶奶的笔记本。她说的“处破”，是闽南乡下的土话，大约等于“尝试”“初次应对”那股劲儿。而“女”字后面，其实掉了一个“儿”字——纸页边缘有撕痕。奶奶想写的，怕是“国语第一次处破女儿来信”。
这事儿我有点印象。那年，我姑姑第一次从北方的大学寄信回家。信是用普通话写的，标准的“国语”。奶奶只读过两年村小，识得的字像是旱田里的苗，稀稀拉拉的。她捧着那封信，在堂屋的八仙桌前端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太阳光从西窗格爬进来，又溜走，她愣是没挪窝。
后来她告诉我，信里其实就叁件事：钱够用，饭能吃饱，过年回来。拢共不到一百个字。“可那些字排在一起，怎么就那么陌生呢？”奶奶当时这么嘀咕，像在问自己，也像在问那张薄薄的信纸。她觉得，信纸那头说着标准国语的女儿，有点像个“体面的客人”，客气，但隔着点什么。
于是就有了这本笔记。她把我爸——她的小儿子——叫到跟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问。“爸，这个‘悉’字怎讲？”“这个‘展’字，跟咱们说的‘舒展开’是一个意思不？”我爸念一句，她用铅笔在纸上方，用我们那儿的土话注音，再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理解。那个下午，老宅里只有我爸的读书声，和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那声音，轻轻痒痒的，像在挠着一个时代的隔膜。
我往后翻。笔记后面，是奶奶自己“创造”的回信草稿。她固执地先用土话的思维想好句子，再努力“翻译”成信上的话。“家里猪崽卖了，价钱挺好”，她写成“家中猪只已售，价格颇为合宜”。看着不伦不类，却透着一股特别的郑重。那份郑重，是她给女儿的仪式感。
再后来，笔记里的内容变了。不再只是抄信、注音。出现了从广播里听来的新闻短句，从邻居家报纸上剪下来的小标题。有一页写着：“深圳——速度，特区——窗口”。旁边注解：“女儿说，那里讲国语的人，走路都带风。”字里行间，那个曾经让她无措的语言世界，渐渐露出了好奇的缝隙。
我记得奶奶学会用“您好”开头写信那天，特意去村头供销社买了新信封。她脸上那点小小的得意，藏都藏不住。那个下午，她让我帮她检查有没有错字。夕阳把她的白发染成暖金色，她眯着眼，一字一字地读着自己写的句子，发音别扭，却清晰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她不仅仅是在学一门语言。她是在用力地，朝女儿长大的那个世界，小心地探出身去，踮起了脚。
笔记本的最后一页，没有日期。只有一句话，仍是蓝黑墨水，字迹稳当了许多：“国语不难。难的是，话里头的温度，得一般样。”我合上本子，心里头那股潮乎乎的劲儿，好久没散。奶奶早就走了，姑姑也成了鬓角带灰的祖母。可这本子沉甸甸的，压着一段旧时光。
如今我们打电话，打视频，语音秒转文字，表情包乱飞。距离好像被挤没了，可有些东西，是不是也在噼里啪啦的快捷里，被悄悄碾平了呢？我再瞅一眼那行标题——“国语第一次处破女”。忽然明白了，奶奶“处破”的，哪只是一封信。她“处破”的，是一整个陌生的表达体系，是怕爱意在新式的语言里打了折的惶恐，更是母与女之间，那不得不随着时代缓缓迁移的、笨拙而绵长的情感航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