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为了学校的坐便器
成为了学校的坐便器
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我确实“成为了”学校的坐便器。别误会，不是字面意思上的那个陶瓷制品，而是一种感受，一种位置——一个被所有人需要，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。
事情得从高一开学说起。我性格不算内向，但也绝不算活跃，属于那种在人群里不容易被记住的类型。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大概是某次课间吧，同桌随口抱怨了一句：“唉，烦心事都没地方说。”我就顺口接了句：“那跟我说说呗。”从那以后，事情就有点不对味了。
先是同桌，后来是前座的同学，再后来，是隔壁班不太熟的人。他们好像约好了似的，陆续找到我，在走廊拐角、在空教室、在操场边。内容大同小异：考试砸了，和朋友闹别扭，暗恋无果，家里爸妈吵架……那些他们不愿意跟老师讲，不方便跟挚友说，憋在心里又难受的话，像倒垃圾一样，哗啦啦地倒进我这个“容器”里。
我成了情绪的“坐便器”。这个比喻有点粗俗，但贴切得让我自己都难受。坐便器嘛，人人要用，解决了急事，但没人会记得它，更不会感激它。按一下冲水钮，哗啦一声，一切干干净净，转身就走。我呢，就是那个承载了无数秘密和负面情绪的“容器”。他们说完，轻松了，解脱了，拍拍屁股走人。而我呢？我得消化那些本不属于我的焦虑、愤怒和悲伤。
那段时间，我耳朵里塞满了别人的故事，沉甸甸的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脑子里不是础的哭声，就是叠的骂声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快要溢出来的水池，表面平静，内里却浑浊不堪。我开始有点害怕课间，害怕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和“诶，你能过来一下吗”的招呼。
转折点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。那天，班里最开朗的体育委员，那个总是笑得没心没肺的大个子，在放学后磨磨蹭蹭，最后教室里只剩我们俩。他抓了抓头发，半天没吭声，突然说：“我爸可能要失业了。”他说得很慢，声音有点哑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是安静地听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打断了他，说：“等等，你……打球吗？我这儿有个新球，反正也没人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我们没再聊他爸爸的事，就在空荡荡的操场上胡乱投球，跑得浑身是汗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最后分别时，他用力拍了下我的肩膀，说：“谢了，兄弟。”那个“谢了”，和以往那些倾诉完后的客套话，感觉完全不同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不在于我听了太多，而在于我只做了“听”这一件事。
我不该只是个被动的“坐便器”，一个沉默的接收终端。我可以是一张球场边的长椅，让你累了能坐一会儿，看看风景；可以是一个不太标准的篮筐，让你把那些烦闷“投”出去，而不是“倒”出来；甚至可以只是一起跑跑步的同伴，让情绪随着汗水蒸发掉一点。
后来，再有人找我“说说话”的时候，我开始试着给一点笨拙的回应。不只是“嗯”、“然后呢”，可能会说“这事儿是挺气人”，或者“要不咱们先出去买瓶水？”。我依然在倾听，这是情绪价值的一种，很重要。但我不再仅仅是个容器，我开始尝试把接收到的沉重，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，转化一下，或者至少，不让自己被压垮。
我慢慢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，不是单方面的倾倒。真正的倾听，或许也包含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和转化。这就像心理疏导最朴素的开端，不是给出答案，而是陪伴和共同面对那股情绪，给它一个出口，而不是一个最终堆积的角落。
现在，我可能还是那个会被很多人找去说话的人。但感觉不一样了。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冰冷的“坐便器”。更像是一个……嗯，带着温度的回音壁。声音传过来，我会给它一点温暖的反馈，让它变得不那么尖锐和孤单。当然，我自己也有快撑不住的时候，这时我也会学着去找别人“说说话”，把单向的承受，变成有来有往的分享。
这大概就是成长教给我的一课：你可以善良，可以愿意承载他人的重量，但别忘了，首先你得确保自己站得稳。否则，就不是承载，而是被淹没。还好，我明白得不算太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