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色先生黄
好色先生黄
巷子口那家老照相馆，玻璃橱窗里的照片总是泛着九十年代的柔光。老板姓黄，街坊都叫他“好色先生”。这绰号乍一听有点不正经，其实来得特别纯粹——他这辈子，就迷颜色。
不是你想的那种“好色”。黄先生对色彩有种近乎偏执的敏感。你瞧他店里的摆设，墙上挂着他自己调的色卡，按年份排列，从“九二年夏末的橘子汽水”到“零八年槐花落尽的月白”，名字起得跟诗一样。他说，颜色是会说话的，只是现在好多人耳朵钝了，听不见。
我头一次去他那儿洗照片，是冲洗几张旅行拍的风景照。他接过我的鲍盘，眯着眼在电脑上看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：“可惜了。”我纳闷，构图光线自觉还行啊。他指着屏幕上一片湖：“你这水，拍出来是死的，蓝是蓝了，但没魂。我估摸着，那天下午叁点多，湖边应该起了点风，水纹里该有点太阳碎金子的颜色，岸边石头青苔的绿，也该再沉下去一点儿。”他说着，手指在调色板上滑动，只微微动了几个数值，屏幕上的湖水忽然就活了，波光潋滟的，仿佛能听见水声。我愣住了，那确实是我当时看到的，但相机没捕捉到的“感觉”。
他这一手，叫“色彩情绪还原”。这是他的核心本事。他说，相机是机器，只认光和数据，但人的眼睛和心不是。我们看东西，是带着那一刻的温度、气味和心境的。照片洗出来，若只追求清晰，那是标本；把当时的“颜色情绪”找回来，那才是记忆。
黄先生的生意，在数码洪流里算是个异数。他不接急活，一天就调那么十几张。来的多是老客，或是经人介绍寻来的。有位大姐，拿来一张父亲模糊的旧工作照，唯一的一张，损得厉害。黄先生对着照片看了半晌，又问了老人当年的工种、工厂的样子、甚至爱抽什么烟。几天后，大姐来取，看到照片就红了眼眶。她说，父亲工作服上那抹洗得发白的“劳动蓝”，和袖口一点淡淡的机油黑，全回来了，父亲的神气一下子就真了。
他调色的时候，整个照相馆静悄悄的。只有老旧电脑风扇的嗡鸣，和他偶尔拖动鼠标的轻响。他整个人陷在一种专注的气场里，嘴角有时会无意识地抿紧，有时又放松下来，像是和颜色达成了某种和解。我问他，这么费劲，值当吗？他笑了笑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人啊，活着活着就容易褪色。日子赶着日子，什么都模糊成一片灰扑扑的。我这儿呢，像个颜色诊所，帮大家把重要的时刻，重新‘上上色’，让人看看，嘿，原来那一天，天是那么透亮的蓝，笑得是那么有劲道的红。”
有一回，一个年轻人来冲洗结婚照。黄先生看着新人身后大片装饰用的假花丛，皱了皱眉，没说什么。等小两口来取件时，发现照片背景里那些艳得扎眼的假花颜色，都被他不动声色地压暗、调柔了，新人的笑容和眼神，反而被衬得无比明亮真切。年轻人起初不解，黄先生只说：“主角是人，是你们俩眼里的光。别让乱七八糟的颜色，抢了戏。”新人仔细一看，恍然大悟，连声道谢。
如今，满世界都是滤镜，一键就能套上各种炫目的色调。黄先生的“好色”，显得有点古板，有点慢。但他那儿，总还有人去。去的，大概都是为了找一点“真”东西——不是屏幕上那种千篇一律的、高饱和的“完美”，而是属于自己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独一无二的那一层底色。那底色里，有温度，有当时空气的味道，有再也回不去的心跳。
橱窗里，那张“九二年夏末的橘子汽水”色卡，在夕阳下暖融融的。我想，黄先生守着的，或许不只是照相馆，更是一个用色彩对抗遗忘的小小据点。在这个容易褪色的时代，他像个固执的画师，一笔一画，替人们留住那些即将随风散去的，生活的原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