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门巷子里两百块钱的爱情,窄街转角两百元的缘
天门巷子深处有家老理发店，玻璃门上的贴纸褪成淡粉色，老板娘总在午后支起缝纫机改衣服。我就是在那里遇见阿梅的。
那天她穿着洗白的牛仔裤，蹲在裁缝铺门口喂流浪猫。“剪头发吗？”她抬头时，刘海被风吹开，露出额角浅浅的疤，“等等啊，王姨去买针线了。”后来才知道，那二百块钱是她替隔壁餐馆洗了两天碗攒下的。
窄街转角两百元的缘
巷口修鞋匠老周说，这巷子像棵歪脖子树，结的果子都带着涩味。阿梅住在阁楼上，窗外晾晒着各家的床单，她在水汽氤氲里给我看过她收藏的糖纸。“小时候觉得集满一百张就能离开这里，”她把糖纸对着光，“现在倒觉得，糖纸在光下挺好看的。”
我们常去拐角烧饼摊，她总要把芝麻粒一颗颗按进饼皮。有次降温，她把我冻红的手拽进她羽绒服口袋，兜里有两颗融化的巧克力。“生活够苦了，”她剥开糖纸时笑得狡黠，“得自己找点甜的。”
直到某天看见她站在婚纱店橱窗前，手指隔着玻璃描摹婚纱轮廓。夜里她突然说：“两百块能买什么？能买你陪我吃叁十次烧饼，能买裁缝铺王姨帮忙改一件二手婚纱。”月光从晾衣绳间隙漏下来，她眼里的光比糖纸还亮。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。老周说阁楼搬来了新房客，王姨的缝纫机上永远堆着布料。只是每次经过窄街转角，都会想起她按芝麻粒时专注的神情，想起她把糖纸折成纸鹤塞进我口袋。或许所谓爱情，从来不是昂贵的承诺，而是某个午后，有人愿意把你冻僵的手揣进带着体温的兜里。
去年秋天路过巷子，发现糖炒栗子摊换了位置。新来的姑娘系着阿梅同款围裙，我买了半斤，剥开第一颗时突然明白——有些缘分像巷子里的穿堂风，吹过了，却永远留在皮肤的记忆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