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阳附近500块钱的爱情,周边500元情感故事
东阳往南二十里有个老棉纺厂，厂区后头那条巷子总是潮乎乎的。巷口修鞋的老孙头常说，这地方拆不掉，是因为墙缝里都渗着故事。
我第一次见着刘姐是在她那个十平米不到的裁缝铺里。她正踩着缝纫机，听见推门声头也不抬：“改裤脚五块，换拉链十块。”我说明来意，她手上的活计慢了下来。针脚密密匝匝的，像要把什么缝进布里。
五百块能买什么
“五百块啊...”刘姐终于抬起头，眼角细细的纹路像棉布上的褶子，“现在够买件还不错的羽绒服，或者带爸妈下顿馆子。搁二十年前，是我半个月工资，也是老陈攒了叁个月的钱。”
老陈是厂里的机修工，比刘姐大八岁。那年刘姐才二十二，从贵州山里出来投奔亲戚，在厂里当临时工。老陈总在月底她最拮据时，“恰好”多打了份肉菜，“恰好”说自己吃不完。
“他那个铁饭盒，边沿都磕瘪了。”刘姐穿针引线的手很稳，“有回我发烧没上班，他下班跑了十里地，用棉袄裹着罐粥送到宿舍。粥还是烫的，他满头汗珠在路灯下亮晶晶的。”
后来老陈揣着五百块钱来找她，说亲戚介绍了深圳的工作，得去闯闯。“他说安顿好了就接我过去，这钱留给我应急。”刘姐拉开抽屉，里面有个铁皮盒子，“我哪能要他的钱，追到车站硬塞还给他。”
巷子外的车喇叭声远远传来，刘姐的声音轻了下去：“他上车前偷偷把钱塞进我布包里了。那时候的五百块，厚厚一沓呢。”
压在箱底的信
老陈的信来了半年。第一封信说在电子厂站住脚了，第二封说组长很赏识他，第叁封说租了个有窗户的单间。
“第四封信特别厚。”刘姐的针线活停下了，“他说深圳到处都是机会，但要敢闯敢拼。他说...有个厂长的女儿常来找他说话。”
裁缝铺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那种静，和二十年前她读完信后的沉默，大概是一样的。
刘姐没回信。她把那五百块钱装进信封，按老陈留下的地址寄了回去，什么也没写。“我晓得，他不是故意伤我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个道理我懂。”
后来棉纺厂改制，刘姐凭手艺开了这家裁缝铺。巷子里的租客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她的铺子还在这里。
“前年吧，”刘姐突然笑了，“有个外地人来改西装，说是来出差的。我看着面熟，他盯着我看了好久。是老陈。”
老陈说他后来没娶厂长女儿，在深圳搬了十几次家，现在做点小生意。他问刘姐，当年是不是恨他。
“我说不恨，真不恨。那五百块钱他攒得不容易，我省着花撑过了最难的几个月。要是当初真跟他去了深圳，未必有现在安稳。”
老陈走的时候，在门口站了会儿。巷子的梧桐叶子正往下掉，黄灿灿的铺了一地。
刘姐从铁盒里拿出张照片，是当年厂里文艺汇演的合影。照片上的年轻人肩挨着肩，笑容干干净净。“感情这事儿啊，就像改衣服。有的能改合身，有的就得拆了重来。那五百块钱的爱情，说到底是个念想。”
现在的东阳附近，五百块可能只够请朋友吃顿饭。但总有人记得，在某个角落，这笔钱曾经很重，重到能装下一整个年轻时的真心。
窗外，老孙头开始收摊了，工具箱开合的声音哐当哐当。刘姐又踩起了缝纫机，给一条褪色的牛仔裤换个新拉链。针脚还是那么密，一下一下，把时光都缝了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