妻子的母亲中文字母
妻子的母亲中文字母
岳母来家里小住，带来一罐她自己腌的酸豆角。红塑料盖拧得紧紧的，瓶身上还用马克笔工工整整写了叁个字。我拿起来一看，乐了——“酸豆‘交’”。妻子凑过来，也笑了：“我妈呀，总是这么有创意。”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记得上次她发微信，问我们“周末回不回来‘持’饭”。她把“吃”写成了“持”。当时我还琢磨，是持家的持吗？莫非老太太觉得吃饭和持家一样重要？妻子解释说，她妈妈小时候家里穷，没念完小学就帮着干活了，很多字都是靠听的音，自己“想当然”写出来的。这“中文字母”，就成了她独特的表达方式。
起初，我有点不以为然，甚至暗自觉得应该纠正一下。毕竟，写错字总不是件太好的事。可慢慢地，我发现这“中文字母”里，藏着另一套密码。
有一回，我在书房整理旧书，翻到一本妻子小时候的作业本。里面有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妈妈》。稚嫩的笔迹写道：“妈妈的手很‘遭’，因为每天要洗很多衣服。”显然，她想写的是“糙”。岳母用红笔在旁边改了，但改的不是“遭”字，而是在那句话下面画了一颗小小的爱心，又写了一行：“妈妈的手不‘遭’，妈妈的手是暖的。” 她用了女儿同样的“遭”字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
我开始留意这些“字母”。她把“电梯”写成“电梯”，把“超市”写成“抄市”。这些字，像走错了家门的孩子，带着点懵懂的倔强，却也意外地生动。它们不讲究笔画结构的严谨，只管把声音和那份急切想要沟通的心意，直愣愣地铺在你面前。
岳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话不多，但手脚从来不停。来了家里，总是找活儿干，擦这里，扫那里。交流往往是通过那些瓶瓶罐罐上的标签，或手机里突然蹦出来的简短信息。“‘今’瓜在阳台”（她想写“金”瓜），“‘并’干买多了”（她指的是“饼”干）。我们的对话，就围绕着这些具体的、带着错别字的物件展开。这反而成了一种奇特的亲切感，仿佛那些错字，是她为我们特意留出的、带着毛边的接口。
语言啊，说到底是为了沟通。当标准化的表达像光滑的瓷器，精致却有些冷的时候，这些带着个人体温、甚至有些笨拙的“中文字母”，倒像是朴素的陶碗，盛着的汤更暖，饭更香。它传递的核心信息从来不是字本身的对错，而是字后面那颗心——惦记你吃得好不好，担心你下班晚，盼着你们常回家看看。
昨天，岳母要回去了。送她到车站，她忽然从布兜里又掏出一个小玻璃瓶，塞给我妻子。“你最近嗓子不好，我给你‘侵’了冰糖雪梨。”这回，是“浸”字写成了“侵”。妻子接过还温乎的瓶子，眼圈有点红。
车开走了。我看着手里那张她留的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到了‘短’信”。我明白，她是想说“发短信”。我把纸条小心折好。这些可爱的、出错的“中文字母”，原来一直是这个家庭里，最正确无误的爱的注脚。它们不标准，却无比精准地，抵达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