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爸爸给开疱丑
被爸爸给开疱
这事儿过去好些年了，可每次想起来，手指头那块疤还隐隐发痒似的。不是真的痒，是心里头那股劲儿，总在那儿挠着。
那年我大概八九岁，正是狗都嫌的年纪。夏天，跟着爸妈回乡下奶奶家。老家后院有片小竹林，那是我的“百草园”。那天午后，我猫在竹林里，不知怎么的，左手食指靠近指甲盖的地方，鼓起来一个小包。透明的，亮晶晶的，摸着不疼，就是别扭。我觉着新奇，又有点慌，举着手跑回堂屋。
“爸！你看我手上长了个啥！”我把手直直地伸到正在喝茶的爸爸跟前。
爸爸放下那个印着红牡丹的搪瓷缸子，捏着我的手指，凑到窗前光亮处，眯着眼看了又看。“哦，这是个疱。”他语气很平常，像在说“今儿个天晴”一样。“里头是水，得弄破了，让水流出来，不然越鼓越大，更麻烦。”
我一听“弄破”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“疼不疼啊？”我往回缩手。
“一下就好，比蚊子叮一下还轻快。”他站起身，去屋里翻找什么东西。我心里打着鼓，眼巴巴地看着奶奶。奶奶在灶台边忙着，笑着说：“听你爸的，他手轻。”
爸爸回来了，手里捏着的不是针，也不是剪刀，而是一根缝衣线。线是普通的白棉线，在他粗糙的手指间显得特别细。他把线在煤油灯的火苗上快速地撩了一下，算是消毒。然后，让我把手放在旧木桌上。
“别看，转过头去。”他说。我没听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盯着我的手指头，还有那根线。
他没直接用线去刺，而是用他那双常年干农活、布满茧子的大手，极其轻、极其稳地捏住了那个亮晶晶的疱。我能感觉到他指尖的温度和粗粝的质感。然后，他用线头，在疱的顶端，轻轻那么一划。
真的就像他说的，几乎没感觉到疼。只是“啵”一下，非常轻微的一声，几乎听不见。然后，一股清凉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侧边流了下来。那个鼓胀的、让我心烦意乱的小包，瞬间就瘪了下去，只剩下一层软软的皮。
“好了。”爸爸松开手，用一块干净的软布轻轻按了按。我举着手指，左看右看，那种肿胀的别扭感消失了，心里一下子敞亮了。那层皮过了几天就自然脱落，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，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疤。
很多年后，我跟一个学医的朋友聊起这事。他说，你爸那是土办法，但原理是对的，那就是个单纯的水疱，无菌操作下引流，能缓解压力，促进愈合。他用线而不是针，是怕针头带进去脏东西，线更柔和。那一划，需要的是快和准，力道大了疼，小了划不开。
我这才恍然大悟。那个午后简单的动作里，藏着的是他半生生活积累的经验和一种沉静的智慧。他不是医生，说不出什么道理，但他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用最直接、也最稳妥的方式。他没有哄我说“不疼不疼”，而是告诉我“一下就好”；他没有用让我更害怕的针，而是选了更温和的线。这里面有种朴素的“对症下药”的智慧，是生活教给他的。
这个疤，与其说是个伤痕，不如说是个印记。它让我记住的，不是疼痛，而是一种被稳妥处理、被认真对待的感觉。爸爸那双手，能扛起百斤的稻谷，能修理复杂的农机，也能在那一刻，稳如泰山地处理女儿手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水疱。这种“对症下药”，不仅仅是对待身体的毛病，后来我慢慢觉得，好像也是他对待生活难题的态度——不回避，不夸大，找准关键，然后稳稳地“一下”解决。
现在，我也到了能为人父母的年纪。有时看到孩子磕了碰了，或者遇到什么小麻烦，我心里头那股稳当劲儿，好像就是从爸爸那里，顺着那根白棉线，悄无声息地传了过来。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的“疱”，让人肿胀、别扭、不安。关键大概就在于，有没有那份静下心来看准它的耐心，和那一下恰到好处的、解决问题的利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