翁公允她的花蒂
翁公允她的花蒂
镇子东头的翁公，是个怪人。他的院子，一年四季总关着那扇掉了漆的绿木门，可墙头探出的花枝，却热闹得不像话。春天是灼灼的桃，夏天是袅袅的藤，到了秋，便有沉甸甸的金桂压弯了枝桠，香气能飘过半条街。镇上的人都说，翁公的花，是精怪变的。不然，怎么就能开得那样好，那样不顾一切似的？
我小时候，最惦记的，就是翁公院里的那棵老梅。它长在墙角，枝干虬结，像瘦骨嶙峋的手，伸向天空。冬天的清晨去上学，总能瞧见它疏疏落落地开了些花，淡淡的粉，衬着苍黑的枝，有种说不出的清傲。可我从没见过它满树繁花的样子。大人们说，翁公不让旁人进院子看花，尤其是那棵梅。
这规矩，一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夏天，才被打破。那天午后，雷雨来得急，我抱着书包慌不择路，一头撞开了翁公那扇虚掩的绿木门，跌进了他的院子。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瓦上，世界一片喧闹的湿漉。我愣在门廊下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忘了道歉——那简直是个被雨水洗得发亮的、斑斓的梦。各色的花在雨幕里摇曳，水珠从花瓣上滚落，空气里浓得化不开的，是泥土的腥气和千百种花香混合的、奇异的甜。
翁公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块干布，没说话，只递给我。他个子不高，清瘦，眼神却亮。我讷讷地擦着头发，眼睛忍不住瞟向院子深处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落在了那棵老梅树下。梅树这时节只有叶子，绿油油的，在雨里静默着。
“想看它开花？”翁公忽然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。
我点点头，又赶紧摇摇头。
他笑了笑，转身进屋，拿出一个深棕色的陶罐。罐子没上釉，粗粗粝粝的，很不起眼。他走到屋檐下的滴水处，接了半罐雨水，又走到梅树下，极其缓慢地，将雨水浇在树根周围的泥土里。那动作，不像在浇水，倒像在完成某种古老的仪式。雨渐渐小了，天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和那陶罐上。
“这棵树，”他摸着粗糙的树皮，像是在对树说，又像是在对我说，“性子最拗。肥大了不开花，水多了不开花，晒狠了也不开花。你得懂它。”
“那怎么才算懂呢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你得知道它的‘节点’在哪里。”他用了“节点”这个词，我当时不太明白。他指了指梅树枝条上几个不起眼的、小小的凸起，“就是这里，明年春天的花，就从这儿生发出来。现在看着丑，没什么动静，可里头的劲儿，已经蓄足了。浇水，施肥，修剪，所有的功夫，都得顺着这个‘节点’的脾气来。时候不到，你急死也没用；时候到了，你拦也拦不住。”
我似懂非懂。只觉得那“节点”，大概就是这棵梅树最要紧的秘密，是它生命的开关。翁公不是在养花，他是在和这些“节点”对话，等着它们自己愿意打开的那一刻。
自那以后，我偶尔会在放学后，去翁公那里坐坐。他话不多，常常只是侍弄他的花，我就在一旁看着。看他如何小心翼翼地检查一片叶子背面，如何用手指捻开泥土判断湿度，如何对着一个看似枯死的枝桠端详半天，最后只修剪掉微不足道的一小截。他的所有动作，都围绕着那个我后来才慢慢领悟的“节点”——生命的枢纽，一切生长的原点。那是一种极致的耐心，是对生命本身节奏的敬畏与遵从。
再后来，我离家求学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城市的公园里也有梅花，成片地开着，轰轰烈烈，赏花的人络绎不绝。可我总觉得，那些花少了点什么。也许就是少了翁公院子里，那种屏息等待的寂静，和那罐从天而降的、带着灵气的雨水吧。
去年冬天回乡，特意挑了清晨去翁公的老院子。那扇绿木门更旧了。我站在墙外，忽然闻到一阵幽香，清冷彻骨，又带着一丝甜。踮起脚，透过墙头的缝隙往里望——那棵老梅，正满树繁花，开得云蒸霞蔚。每一朵花，都从翁公当年指给我看的那些“节点”上，蓬勃地绽放出来。安静，热烈，不管不顾。
翁公已经不在了。可他的花，他的梅，还有他告诉我的对于“节点”的秘密，都在这个清晨，静静地、完满地开放了。我站在墙外，忽然觉得，有些美，有些道理，就像这花蒂，不必非要攥在手里。你只要知道它在那里，耐心等着，它总会给你看，生命最原本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