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任玲第二部
母亲任玲第二部
老房子的窗户关不严实，夜里总有点风钻进来，呜呜的，像谁在低声说话。我躺在那张旧木板床上，翻来身，木头就吱呀响一下。脑子里晃来晃去的，还是母亲任玲那张脸。上次讲到她拉着我的手，走过镇子口那条长长的土坡，手心有汗，湿湿热热的。这第二部，该讲点别的了。
任玲有个习惯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她攒东西，不是值钱的东西，是那些边边角角。用剩的布头，磨秃了的铅笔头，罐头瓶上的铁皮盖子，她都收在一个掉了漆的饼干盒里。小时候我总笑她，说这些破烂能干嘛。她也不恼，就笑笑，说：“过日子嘛，指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”她那会儿眼神飘得有点远，好像看的不是那些零碎，是别的什么。
有一回，我学校的板凳腿断了，急着用。父亲出门了，家里找不着一根合适的木条。我急得团团转。任玲不声不响地，去院里柴火堆底下，抽出一根半旧的木方，长短粗细，竟刚刚好。我问她哪来的，她拍拍手上的灰，说：“去年修鸡窝剩的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她那饼干盒，像个百宝箱。这不是抠门，是一种对生活妥帖的盘算。她心里好像有本看不见的账，把日子一点一点地，提前算好了。
她的盘算，远不止这些零零碎碎。家里最紧巴的那几年，饭桌上总能变出花样。萝卜能切丝凉拌，能切块炖汤，剩下的萝卜缨子，她用盐细细腌了，过几天又是一碟爽口小菜。她能让有限的东西，生出无限的可能。这种本事，我现在想想，觉得里头有一种沉默的智慧。
当然，任玲也不是永远那么从容。我十五岁那年，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不退，镇上的大夫看了直摇头。那是我第一次，看见她脸上那种盘算失灵了的慌乱。她守在我床边，整夜整夜不合眼，用凉毛巾一遍遍给我擦额头、手心。她的手在抖，但动作却稳。后来，她不知从哪儿听来一个偏方，需要一种长在后山崖壁上的草药。天还没亮透，她就拎着筐出去了。
傍晚她回来，裤腿划破了好几道口子，手上也带着擦伤，但筐里是满满一捧青翠的草药。她顾不上收拾自己，蹲在灶前，守着那个咕嘟咕嘟冒热气的药罐子，眼神直直的，那是一种豁出去了的、近乎执拗的专注。屋里弥漫着苦涩的药香，混着她身上带来的、清冷的山野气息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她所有的盘算，所有的节省，所有变着花样的张罗，核心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，能“过得去”，能“好起来”。这是一种更深沉的、以爱为底色的筹谋。
药很苦，我捏着鼻子喝下去。任玲看着我喝完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，打开，是两颗水果糖，不知道她藏了多久。糖在嘴里化开，丝丝的甜，压住了那钻心的苦。她摸摸我的头，没说话，只是长长地、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那个疲惫又欣慰的眼神，比任何话都重。
风还在吹着窗户，但好像没那么响了。任玲的故事，就像她攒的那些布头，一块一块，颜色不同，质地也不同，有的鲜亮，有的灰扑扑。但当她需要的时候，总能挑出合适的几块，拼拼凑凑，就能缝补出一个暖和的冬天。她的世界不大，就是一个家，几口人，一日叁餐。可她用尽全部力气，在那方小小的天地里，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、了不起的经营。这经营，关乎温饱，关乎安危，更关乎一个孩子，在风雨里也能稳稳长大的底气。
饼干盒早就锈了，不知道丢到了哪里。可母亲任玲教会我的，那种对生活的盘算，那种为爱的筹谋，那种对家庭的经营，却像那颗糖化开的甜，一直留在了生命里。夜深了，明天，该给她打个电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