久清草影院
久清草影院
说起咱们镇子西头那家“久清草影院”，现在的年轻人怕是没几个知道了。它就像一本被遗忘在阁楼角落的旧书，纸页泛黄，却夹着某个夏天的蝉鸣。我第一次去那儿，还是被爷爷牵着手，沿着石板路，穿过一片总也除不尽的、长得老高的狗尾巴草丛。
影院的门脸儿很小，灰扑扑的水泥墙，木门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。招牌是手写的，几个墨字——“久清草影院”，写得不算漂亮，但很用力，像是用钉子一下下凿进木头里的。为啥叫这名儿？我问过爷爷。他吧嗒着旱烟，眯眼想了一会儿，说，大概是因为这地方偏，门口野草长得快，老板又是个懒散人，总说“草久了自然就清除了呗”，可那草，好像从来就没彻底清干净过。这名字，就这么带着点自嘲和随性，留了下来。
推开门，光线陡然暗了，一股复杂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有老木头座椅的潮气，有劣质烟草的呛味，还混杂着阳光晒过旧棉布的味道，说不清，但那就是“电影院”的味道。厅里拢共也就百来个座位，红色的绒布面磨得发白，有些还露出了里面的海绵。放映机工作时，光束里能看到无数细小的尘埃在跳舞，嗡嗡的机器声，成了电影背景音之外最恒定的伴奏。
放的片子也杂。有时是黑白的战斗片，英雄们喊着口号冲锋；有时是咿咿呀呀的戏曲片，花旦的水袖能甩到银幕边上来；偶尔还能赶上过时的港台武打片，人物快得带出重影。画面时常会跳动，或者突然出现几道划痕，但没人喝倒彩。大伙儿都仰着头，嘴里嗑着自家带的瓜子，眼睛跟着那不甚清晰的光影走。那时候，电影不是选择，而是一种降临。放什么，就看什么，反倒有种拆盲盒的期待。
这影院的“观影体验”，说实话，跟现在没法比。可它有种奇特的魔力。在这里，电影的“内容”似乎不只是银幕上的故事。邻座大爷随着剧情发出的叹息，前排小孩因为害怕而钻到大人怀里的悉索声，甚至中场休息时，管理员拎着热水壶给大伙儿茶杯续水的身影，都成了电影的一部分。它不提供孤绝的沉浸，却编织了一种温暖的“共在”。我们共享着同一片昏暗，同一束光，同一段被投射的悲欢。
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，姓陈，我们都叫他老陈。他兼着售票、检票、放映、打扫数职。片子卡住了，他就跑去拍拍机器；有人说话太大声，他也只是从放映窗口探出头来，不轻不重地“哎”一声。他好像从没想过要把门口那些“久清草”真的弄干净，那丛荒草，倒成了影院的天然屏风，把外面的车马喧嚣隔开了一些。
后来，镇子东头开了家新的影城，亮堂，凉快，座椅能放倒，屏幕大得吓人。人们自然而然地流向那里。久清草影院的场次越来越少，最后，只剩下午后偶尔放一场老片子，观众常常只有零星几个老人。再后来，连这零星的一场也没了。它关门的那天静悄悄的，没有仪式，就像它存在时一样平淡。门口的草，这回是真的没人清了，疯长得更快，几乎要把那块旧招牌掩住。
前两年路过，那片地方好像要改建成个社区活动中心。旧建筑拆了，野草当然也铲除了。我站在那片空旷的水泥地基上，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一块。老陈去了外地，跟着儿子生活。那些一起看过电影的面孔，也散在了镇子的各个角落，或者更远的地方。
我有时会想，我们怀念的，究竟是那家粗糙的影院，还是那个“久清”的“草”一样，带着点杂乱、缓慢、却生机勃勃的时光？在那个时光里，快乐和感动来得简单而直接，像夏夜穿过草丛吹来的风，不讲究，却足够真切。影院没了，但那份在昏暗中共度的、鲜活的“在场感”，却像草籽，落在记忆的土壤里，偶尔，还会在梦里冒出点青葱的尖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