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每个星期都要我的叠驳驳驳
父亲每个星期都要擦的叠驳驳驳
老家的堂屋角落里，一直放着那个叠驳驳驳。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叠驳驳驳，叁个“驳”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。那是父亲的宝贝，一台老掉牙的“长江牌”收音机。打我记事起，它就在那儿，棕褐色的木头外壳，蒙着一层细密布网的喇叭，还有那几个已经磨得发亮的旋钮。
每个星期天，雷打不动，父亲都会把它从高高的条几上请下来。那动作，嘿，可郑重了。先是在旁边脸盆里把手仔仔细细洗一遍，再用干毛巾擦得没一丝水汽。然后才踮起脚，双手托着收音机的“腰身”，稳稳当当地把它平放到铺了旧报纸的八仙桌上。
“这东西娇贵，怕潮，也怕灰尘。”他总这么念叨。接着，他会从抽屉里拿出他的“百宝箱”——其实就是一个掉了漆的铁皮饼干盒。里面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：一小瓶不知道哪年的缝纫机油，几块比巴掌还软的麂皮绒布，一把小毛刷，还有一根用秃了的毛笔。
擦拭是有顺序的，我看了二十年，早就烂熟于心。先是用小毛刷，顺着木头的纹路，轻轻刷去缝隙里的浮尘。那刷子毛很软，刷过时几乎听不到声音。接着，他会往一块绒布上蘸上那么一丁点儿、真的只是一丁点儿缝纫机油，开始擦拭木壳。油不能多，多了就腻，会沾灰。他的手掌宽大，手指粗糙，可这时候却灵活得很，力道也均匀，像是给老伙计做按摩。棕褐色的木头在他手下，慢慢泛起一种温润的光泽，像被盘了多年的老物件，透着岁月独有的沉静。
最精细的活儿，是擦那些旋钮和刻度盘。调频的刻度是印在一张有些泛黄的塑料片后面的，数字是绿色的，指针是一根细红线。父亲会用那支秃头毛笔，轻轻扫去刻度盘玻璃内外的微尘。他眯着眼，凑得很近，呼吸都放轻了，生怕一口气把灰尘吹到更里头去。那几个旋钮，他要用干绒布挨个儿拧着擦，边转动边擦拭，说是这样每个棱角都能照顾到。
我小时候很不理解，问过他：“爸，这收音机现在都没几个台了，刺啦刺啦的杂音比歌声还大，还这么伺候它干嘛？买个新的多好，还能插鲍盘呢。”
父亲手上动作没停，只是笑了笑：“你不懂。有些东西，不是听个响。”
是啊，那时候我真不懂。我只觉得这仪式感太强，强得有些固执，有些过时。我甚至有点不耐烦，觉得每个星期天下午，家里都充斥着一种过于安静的、缓慢的气息，和我外面那个快节奏的世界格格不入。
后来我离家读书、工作，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次国庆节回去，正好是个星期天。我看见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在擦他的叠驳驳驳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堂屋，光柱里尘埃缓缓浮动，落在他的白发上，落在他专注的侧脸上。收音机里正咿咿呀呀地放着一段黄梅戏，信号不好，夹杂着轻微的“沙沙”声，像是远方的潮水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好像有点明白了。他擦拭的，哪里只是一台收音机呢？他擦拭的是一段固定的、安稳的时光。在那些缓慢而专注的动作里，星期天才像个星期天的样子，时间才有了可被触摸的质地。那“沙沙”的杂音，或许就是他记忆里的白噪音，是过去岁月不可或缺的背景音。这台老旧的叠驳驳驳，连同这每周一次的擦拭，成了他对抗时间流逝的一种方式，一种温柔的日常坚守。它在，那个由它陪伴过的年代的气息，仿佛就还在。
再后来，父亲老了，手开始有些抖。有一次我回家，接过他手里的绒布，说：“爸，我来吧，您教我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慢慢在旁边椅子上坐下，当起了“监工”。“先刷缝……对，轻点……油少蘸点，哎，这就对了……”他的指导细碎而具体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这台叠驳驳驳。木壳温润，旋钮紧实，透过斑驳的刻度盘，我仿佛能看到多年前，年轻的父亲拧开它，全家围坐在一起听《岳飞传》、听新闻、听歌曲的那些夜晚。
现在，我懂了。每个星期都要擦的叠驳驳驳，是父亲生活的锚点。它不只是一件物品，更是一个时光容器，装着记忆，装着情感，也装着一个男人沉默而绵长的守护。那细致入微的擦拭声，沙沙的电流声，混合在一起，成了我们家最深沉、最安稳的一首老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