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交车上售票员用产验票小镇
公交车上售票员用产验票小镇
老张在这条从县城开往山里的公交线上，跑了快二十年。车子破旧，线路固定，乘客也大多是熟面孔。从前他扯着嗓子喊“买票了买票了”，现在呢，多数人上车刷一下手机，“嘀”一声就完事。可老张怀里，总还揣着那个磨得发亮的黑色票夹，里面夹着一沓淡蓝色的纸质车票，还有一支缠着胶带的红色圆珠笔。
这趟车的终点，是个地图上找不着、年轻人急着想离开的“产镇”。镇子小，年轻人外出打工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。老人们坐车去县城卖点山货，或是去看病，他们用的还是老办法——从手帕里仔细地数出皱巴巴的零钱，换一张老张撕下的蓝色车票。这时候，老张就会拿起那支红笔，在票面上用力地画上一个“产”。
这个“产”，可不是随便画画的。老张有他的规矩。从县城到镇子中间，有个叫“岔路口”的地方，是票价的分界。从县城坐到岔路口，画个小的“产”；要是直接坐到终点产镇，那就是个又大又圆的“产”，几乎占满票面空白。这算是一种最原始的“验票”和“核验”。有次一个年轻小伙买了短途票，却想蒙混到终点，老张眯着眼，拿起他手里的票，指着那个小小的“产”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‘产’只够到岔路口咧，想接着坐，得补个大的。”车厢里几个熟客就跟着笑起来，小伙红了脸，乖乖补了钱。
日子久了，这个用笔画“产”验票的动作，成了这趟车上独有的仪式。老人们递钱时，会特意嘱咐一句：“老张，到镇上的，画个全乎的‘产’啊！”好像那个字符里，装着一段完整的路程，一份踏实的归属。老张呢，一边画，一边常常跟人唠上两句：“李婶，又去看孙子啊？这‘产’给您画圆点儿，保准顺当！”“王伯，山药今天卖得好吧？回程的‘产’给您留着！”
那一笔一划，验的似乎不只是票，更是人情与往来。车厢像个移动的、慢悠悠的茶馆，票面上小小的“产”，成了连接起点与终点、外头与家乡的符码。它比冷冰冰的电子音“刷卡成功”多了一层温度，那是能触碰到的笔迹，是带着个人印记的核验。老张通过这个动作，确认的不仅是路程，更是每位乡亲的行程与故事。
有天，天气不好，车上人少。一个戴着眼镜、背着相机的生面孔上了车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。他买了去产镇的票，接过老张画上大“产”的车票，看了又看，忽然问：“师傅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用笔标记啊？扫码不是更方便吗？”
老张把红笔插回票夹，笑了笑：“方便是方便。可我画这个，坐车的人踏实，我心里也踏实。”他指了指窗外掠过的山峦，“你看这条路，弯弯绕绕。这个‘产’字，是我们这地方的代号，也是我这老家伙认的路。谁到了哪儿，该在哪儿下，都在这‘产’里头了。机器认得数字，我认得人。”
年轻人听了，没再说话，只是小心地把那张画着“产”的车票夹进了笔记本。车子继续在盘山路上摇晃，像一艘笨拙却安稳的船。那个大大的“产”字，躺在淡蓝色的票面上，随着颠簸轻轻颤动。它简陋、过时，却清晰地核验着一方小小天地里，那些尚未被速度冲淡的乡情与确认。
终点站到了，产镇的老槐树在雨雾里显出轮廓。乘客们慢吞吞地下车，老张照例提醒着“拿好东西，慢点走”。那个年轻人最后下车，朝老张点了点头。老张收拾着空了的车厢，捡起地上不知谁掉落的一张废票，上面那个红色的“产”，依然清晰。他把票展平，重新夹回那个磨亮的黑色票夹里。明天，这趟车还会准时出发，那支红笔还会在淡蓝色的票面上，画下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“产”，继续它笨拙而固执的验票与核验，穿行在熟悉的山野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