潞城火车站小巷子200块钱一次,潞城车站胡同200元一回
那天路过潞城火车站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灰扑扑的站前广场上，几个等客的出租车司机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，火星子在暮色里一闪一闪的。我正要往公交站走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压低声音问：“要住宿不？便宜，就在那边小巷子里。”我摆摆手没回头，心里却琢磨开了——这场景，咋这么熟悉呢？
往前走了几十米，拐进车站东侧的小胡同，墙皮脱落得厉害，露出里面红褐色的砖块。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，层层迭迭的，像长了牛皮癣。有个穿褪色工装的大爷蹲在门口洗菜，盆里的水浑得发灰。我停下脚步问了句：“这儿单间多少钱一晚？”大爷头也没抬：“长租二百一个月，短住不划算。”
巷子深处的烟火气
再往里走，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侧身过。二楼晾衣杆几乎要戳到对面窗户，滴着水的裤衩在风里晃荡。炒菜的油烟味混着公共厕所的消毒水气味，说不上难闻，但憋得人胸闷。有个大姐正端着不锈钢饭盒吃饭，萝卜炖肉的香味飘过来，她含混不清地说：“这片的出租屋都这价，二百块管一个月。”
墙角蹲着个年轻人在玩手机，屏幕光映得他脸发蓝。我随口问：“兄弟也在这儿租房子？”他咧嘴笑了：“哪能啊，等我叔下班捎我回县里。”说着指了指巷子尽头，“那头有个网吧，包夜才二十。”
这时候有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模样的汉子擦身而过，裤腿上还沾着水泥点子。他摸出钥匙串哗啦啦地响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又该交房租了...”这话让我突然想起刚才在站前广场听见的“小巷子200块钱一次”，敢情说的是月租啊！
巷尾杂货店的收音机在放地方戏，咿咿呀呀的唱腔混着炒菜声飘过来。老板娘靠在玻璃柜上打毛线，毛线团滚到地上也没察觉。我买了瓶矿泉水，顺口问：“这附近有按次计费的钟点房吗？”她眼皮都没抬：“车站西边新盖的宾馆有，我们这胡同里都是按月算的。”
在胡同里遇见老熟人
正要转身离开，突然有人拍我肩膀。回头一看，竟是初中同学大刘，他穿着一身铁路制服，手里还提着信号灯。“你咋跑这来了？”大刘扯着嗓门问，震得电线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。原来他就在潞城火车站当调度员，家也安在这片胡同里。
“这片的平房多是铁路职工家属院，”大刘边说边领我往他家走，“后来空余房间都租出去了，二百块是行价。”他推开一扇绿漆剥落的铁门，院子里的丝瓜架下摆着象棋盘，两个老头正在对弈。
大刘媳妇端出糖拌西红柿，冰镇过的，碗壁还凝着水珠。“别听外边人瞎传，”她削着土豆皮说，“前阵子有记者来暗访，非说我们这儿有特殊服务。”手里的土豆皮突然断了，“其实都是正经租户，最多就是几家藏在民居里的小麻将馆。”
窗外传来火车鸣笛声，房子微微震颤。大刘笑着说：“刚开始也睡不踏实，现在要是听不见反而不自在。”他指了指墙上的裂缝，“老房子了，但胜在便宜，去上班穿过胡同就到，比住楼房方便。”
临走时已是月上树梢，巷口修自行车的老汉正在收摊。他把打气筒锁进铁柜，转头对我说：“这地方吧，破是破了点，可住久了还真舍不得。”路灯突然亮了，惊起墙头打盹的野猫。
回程经过车站广场，那个招揽住宿的妇女还在，但这次我听见了完整的对话：“大姐您这房能短租吗？”“最短租一个月，二百块，要不带你去看看？”
夜班火车轰隆隆驶过，站台的灯光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突然觉得，这潞城火车站小巷子200块钱一次的说法，就像被传走样的悄悄话，早就在口耳相传中变了味道。而胡同里那些就着蒜瓣吃面条的夜晚，晾在铁丝上的工装裤，还有深夜里准时响起的汽笛声，才是这两百块背后，最真实的份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