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嫂子隔离在宾馆迟虫迟
我和嫂子隔离在宾馆迟虫迟
手机屏幕暗下去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剩下叁个字：这下糟了。嫂子举着社区通知单站在门口，一脸无奈。她单位查出一例密接，整层楼的人都要集中隔离。巧不巧，那天我正好去给她送我妈包的饺子，在办公室坐了不到十分钟，也被一并划了进去。我俩面面相觑，最后只能各自拖着个小箱子，被大巴车拉到了城郊的隔离宾馆。
房间是标间，两张单人床，中间隔着个床头柜。空气里有种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着旧地毯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。嫂子有点不好意思，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念叨：“真是连累你了。”我摆摆手，心里却有点发毛。我和嫂子平时关系不算亲近，逢年过节见面客客气气，突然要这么朝夕相对十四天，想想都别扭。
头两天是最难熬的。除了吃饭、测核酸，大部分时间我俩就各自捧着手机。房间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，偶尔夹杂几下敲键盘的轻响。我偷偷瞄过她几眼，她总在笔记本电脑上忙着什么，神情专注。第叁天下午，我实在闷得发慌，试着问了句：“嫂子，忙工作呢？”
她抬起头，笑了笑：“不算工作，瞎整理点东西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把屏幕稍稍转向我。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，还有一些老照片的扫描图。“在弄家里老人的回忆录，你哥总说没空，我就先试着把碎片信息归拢归拢。”
这倒让我挺意外。我凑近看了看，那些文字记录着叔叔年轻时支援边疆的琐事，阿姨在纺织厂当小组长的日子，甚至还有他们恋爱时通信的只言片语。嫂子指着一段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你爸当年写给你妈的诗，夹在旧书里差点丢了，我费好大劲才辨认出来。”
我心里某块地方轻轻动了一下。这些事，我从未听父母详细提过。那个下午，我们的话匣子打开了。她讲怎么从旧物里挖掘线索，怎么把零散的口述拼凑成连贯的篇章。我听着，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一向以“能干”形象出现的嫂子，身上有种特别的耐心和温度。
自那以后，隔离的日子好像换了种节奏。我开始帮她辨认一些模糊的老照片里的人物，给她讲我小时候从父母那儿听来的、与她记录略有出入的片段。她呢，会在我对着工作文件焦头烂额时，递过来一杯热水，或者简单提点两句。我们甚至利用宾馆有限的物资，尝试做过一次“创意下午茶”——用饼干和独立包装的小蛋糕摆盘，配上速溶咖啡，居然也喝出了点悠闲的意思。
有一天深夜，我醒来发现她那边台灯还亮着。她正对着窗外城市的零星灯火发呆。我问她怎么还不睡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看着这些记录就在想，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呢。这些碎片要是不留下来，以后就真没人知道了。”
我没接话，心里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。这个特殊的隔离期，像按下了生活的暂停键，却意外地打开了另一扇门。我们不再仅仅是客气的亲戚，而是在共同梳理一段家族记忆的同行者。那些文字和照片，那些她精心保存的家庭档案，成了我们之间最自然的话题，也让我看到了父辈、乃至我们自己来路的更多细节。
解除隔离那天，阳光很好。我们拖着箱子走出宾馆，不约而同地深吸了一口外面清冷的空气。嫂子回头看了看宾馆大楼，笑着说：“这段经历，够特别的，回头也得记上一笔。”我点点头，接过她手里一个比较沉的包。车子来接我们，驶上回城的路，窗外的风景流动起来。我心里琢磨，等回家，我也得翻翻家里的老相册，或许，还能找出些能补充进她那家庭档案里的东西。这段被迫的共处时光，留下的可能不只是核酸检测报告，还有一些更柔软、更持久的东西，悄悄改变了我们之间相处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