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丑颈迟别产濒耻别后悔的白大衣樱花4
飞丑颈迟别产濒耻别后悔的白大衣樱花4
我是在医院实习的第二年，攒了叁个月的补贴，咬牙买下了那件白大衣。它挂在橱窗里，标签上写着“飞丑颈迟别产濒耻别”，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颜色，像晴天将亮未亮时的天际，又像混了一点点月光的白瓷。袖口有四颗精致的樱花扣子，是淡淡的贝壳粉。当时觉得，穿上它，我就像个真正的医生了。
第一次穿上它去查房，布料摩擦的声音都显得特别笃定。带教老师瞥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我以为那是一种默许的赞赏。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好像都淡了些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、属于我的“专业感”。我甚至开始注意走路的姿势，不能让衣角沾到门框。
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大概是从那个下午开始。急诊送来一个胸痛的老爷子，情况很急。我跟着冲上去，在一片混乱中帮着按住患者。老人的手胡乱一抓，“刺啦”一声，我感觉到腋下的布料传来清晰的撕裂声。那一刻，世界的声音好像突然被抽走了，只剩下我的心跳和那声不体面的裂响。后来，袖口那枚最娇嫩的樱花扣子，不知怎么崩掉了，再也找不回来。
那件白大衣从此有了瑕疵。我开始不那么宝贝它了。抢救时溅上的血点，匆忙中被笔划到的墨痕，还有各种药水的印记……它很快变得斑驳，那抹“飞丑颈迟别产濒耻别”的仙气荡然无存，变得灰扑扑的，和所有人的白大衣一样。我看着它，心里头一次冒出“后悔”这个词。我后悔的不是钱，而是我当初那份幼稚的寄托——我竟然以为，是那件与众不同的衣服能定义我，而不是我自己日复一日的行动。
直到那个春天，我管床的一位晚期病人，一位很喜欢画画的老奶奶，在精神稍好的时候对我说：“小大夫，你这件衣服的颜色……让我想起我老家院子里的天空，好久没见过了。”她没说它脏，也没说它旧。我低下头，看着那些洗不掉的痕迹，忽然觉得，每一块污渍似乎都有了重量。那墨痕，是记录一份危急值报告时留下的；那褪色的碘伏印子，是第一次独立完成换药时手忙脚乱的结果。
衣服的撕裂处，我用普通的白线粗糙地缝了起来，像一道笨拙的疤。而缺失了第四颗樱花扣子的袖口，我一直让它空着。我没有去配一颗新的，就让它空着。那空缺的位置，恰恰成了一个最显眼的提醒。它提醒我那声撕裂的脆响，提醒我职业的底色从来不是橱窗里的光鲜，而是与生命直接相关的、充满猝不及防与磨损的日常。
现在，我早已有了新的、合身的白大衣。但那件“飞丑颈迟别产濒耻别”我一直没扔，它就挂在我衣柜最里面。有时我会看看它，摸摸那道歪歪扭扭的缝线。我不再后悔买它了。它像一块笨拙的里程碑，标记着我从一个迷恋符号的新手，向一个试图理解实质的学徒的转变。那抹特殊的颜色和缺失的樱花扣，教会我的东西，远比它价格牌上的数字要多得多。真正的成长，大概就是能平静地审视自己当初的“虚荣”，并感谢它最终破碎的方式，让你看见了更坚实的东西。衣服会旧，会脏，会破，但走过的路，都算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