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龙附近200块钱的爱情,边城百元情缘往事
老街的砖墙上还留着去年的春联边角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响。我蹲在修鞋摊旁边等老王钉鞋跟，他突然用锥子指了指巷口：“瞧见没？就是那理发店，二十年前剪个头五块钱，现在也才收十五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，玻璃门后晃着个模糊的人影，桃红色的围布像朵开败的花。
老王把钉锤往工具箱上一敲：“1998年那会儿，我在这条街收旧书。有个长春来的年轻人在理发店对面租了个单间，天天蹲在马路牙子上写生的那种。有天他画到半夜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揣着最后两百块蹲在馄饨摊前犹豫——当时两百块够交一个月房租。”
馄饨摊的灯光
馄饨摊的灯泡总是晃悠悠的，老板娘往汤锅里撒葱花时，影子会投在隔壁裁缝店的门板上。那晚年轻人正要掏钱，有个穿水红色毛衣的姑娘先坐下了。她从毛衣袖口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，又凑了一把零钱，才够买两碗馄饨。
“姑娘把其中一碗推到他面前，”老王把修好的鞋递给我，“说看你蹲这儿半天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画画。”后来整条街都认得他们——长春来的画家和理发店的学徒小妹。姑娘每天给人洗头时，手腕上系着画家用草茎编的手绳。
冬天来了，姑娘的毛衣袖口磨出了毛边。画家省下买颜料的钱，跑去百货大楼买了斤桃红色毛线。他坐在旧书摊旁跟老王借编织手册，织到第叁个晚上终于织成条围巾，针脚歪歪扭扭的像田埂上的麦浪。
可是开春后姑娘要回延吉老家了。她走的那天，画家用最后的二百块钱买了张车票和一对银镯子。老王记得特别清楚，那是个沙尘天，姑娘在长途汽车站把镯子塞回画家手里：“你傻不傻，这够买多少管颜料啊？”转身时围巾的流苏扫过车门，像截断了的春天。
如今理发店还开着，老板换了叁茬。我起身往巷子深处走，看见有个老太太坐在店门口晒太阳，膝盖上搭着条桃红色的围巾，虽然颜色褪得发白，但松垮的针脚依然保持着某种笨拙的形态。
风忽然大了些，老太太伸手压住围巾角。抬起手腕时，有个银镯子从毛衣袖口滑出来，在阳光里突然亮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