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漂亮的小姨妈同宿
和漂亮的小姨妈同宿
火车吭哧吭哧开进站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我拖着行李箱，心里有点打鼓。妈在电话里说得轻巧：“就住你小姨妈那儿，她刚搬家，房子宽敞。你实习这俩月，正好有个照应。”照应？我跟这位小姨妈，少说也有七八年没正经见过了。印象里，她就是家族相册中那个站在角落、穿着碎花裙子、笑得有点腼腆的年轻姑娘，论辈分是我妈的堂妹，年纪却只比我大十岁。
门开了。暖黄的灯光先溜了出来，然后是她。我愣了一下，和记忆里的模糊影像对不上号。她套着件宽松的米白色毛衣，头发松松挽着，几缕碎发落在颈边，没怎么化妆，但眉眼清亮亮的。看见我，她眼睛一弯：“快进来，外边冷吧？我炖了汤。”声音温温软软的，一下子把车站带回来的那点寒气驱散了。
房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收拾得极干净，透着一种……嗯，生活的妥帖感。沙发上扔着看了一半的书，阳台绿植长得热闹。我的房间她已经提前收拾好了，床单是干净的格纹，有阳光晒过的味道。“你就当自己家，别拘束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帮我把箱子拎进来，“就是隔音一般，我晚上要是看电视吵着你了，你就说。”
头几天，我确实拘束。早出晚归，回来打个招呼就钻进自己屋里。她似乎更忙，有时我深夜回来，还能看见她书房的门缝底下透出光，偶尔夹杂着敲键盘的细碎声响。我们的交流仅限于“回来了？”“吃了没？”这种简单的日常寒暄。直到那个周五晚上。
我加班到很晚，回来时累得眼皮打架，却发现钥匙忘带了。犹豫半天，只好硬着头皮敲门。她很快开了门，手里还拿着支画笔，指尖沾着点蓝色的颜料。“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早回来了。”她侧身让我进去，脸上有点歉意，“我画点东西，入神了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客厅的茶几上铺开了水彩纸和颜料盘，画的是窗台上那盆茉莉，枝叶舒展，暗香仿佛要透出纸面。
“小姨妈你还会画画？”我有点惊讶。
“瞎画，解解闷。”她擦着手，去厨房端出一直温着的饭菜，“给你留了饭，趁热吃。一个人在外，按时吃饭顶要紧。”
那顿饭，我们的话匣子算是打开了。她问起我实习的工作，听我吐槽上司的苛刻，不时点点头，插一两句她刚工作时类似的糗事。她说她现在做自由翻译，时间自由，但得耐得住寂寞。我们聊起老家共同认识的亲戚，聊起城里哪条老街的面馆最好吃。气氛松弛下来，我才发现，这位“漂亮的小姨妈”，并没有想象中那种距离感。她更像一个……略微年长、生活经验更丰富的室友，或者朋友。
屋檐下的默契
同住的日子像屋檐下慢慢滴落的水珠，渐渐敲打出节奏。我们形成了一些不言而喻的默契。比如，谁先回家谁就顺手把客厅那盏落地灯打开，让一室温暖等着晚归的人；比如，周末的早上，厨房里咖啡机嗡嗡作响的声音，就是默认的早餐邀请。她画画的时候，我会自动调低电视音量；我赶项目报告熬夜，客厅小几上总会悄悄多出一碟切好的水果。
有一次，我感冒了，头晕脑胀地请假在家。半梦半醒间，感觉有人轻轻探了探我额头的温度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端来一碗姜丝小米粥，粥熬得糯糯的，姜味恰到好处，驱寒又不呛人。“生病了就别吃外卖，这个暖胃。”她坐在床边，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我捧着那碗粥，热气氤氲上来，眼睛有点发酸。那是一种久违的、属于“家”的细致关怀。
我也开始留意她的习惯。她偏爱在午后翻译那些抒情的散文，那时阳光正好洒满她的书桌。她洗好的衣服总有淡淡的薰衣草香。她看似温婉，但遇到原则问题，比如工作上不合理的苛责，电话里的声音会变得清晰而坚定。这些细碎的发现，慢慢拼凑出一个更立体的她——不仅仅是“漂亮”，更是独立、细腻、有自己小世界的女性。
住到后来，我们甚至会一起逛超市，讨论晚上是吃清蒸鱼还是红烧排骨。她会让我试试她新买的茶叶，我会把公司发的电影票分她一张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我们隔着辈分，却又奇妙地平等；我们血脉相连，但此刻的情谊更像是共同生活滋养出来的。这个临时的“家”，因为彼此的尊重和一点点温暖的关照，变得格外扎实。
实习结束那天，她下厨做了几个拿手菜。没有特别的告别话，就像任何一个平常的傍晚。吃完饭，我抢着去洗碗，她也没推辞，靠在厨房门边和我聊天。窗外华灯初上，楼下的市井声隐隐传来。收拾完行李，我站在客厅，忽然有点舍不得这小小的空间。
“这两个月，麻烦小姨妈了。”我挠挠头，话说得有点正式。
“哪儿的话，”她笑了，眼睛弯成月牙，“你来了，这屋子还多点儿人气呢。以后来这边，随时过来住。”
我点点头。火车又一次把我带离，但这次心里是满的。这段和“漂亮的小姨妈”同宿的日子，像一段意外的插曲，不那么跌宕，却足够温暖。它让我知道，亲情有时候可以换一种轻松的方式去相处，像合租的室友，像偶尔交汇的朋友，在彼此的生活里留一盏灯，留一碗温热的粥，就很好。城市的灯火在车窗外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，我想，有些关系，或许正因为不常相见，偶尔的同宿时光，才显得如此清澈而珍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