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尔木附近200块钱的爱情,格尔木200元的情感故事
格尔木的黄昏总是来得特别迟，晚上八点半太阳还挂在天边，把昆仑山的雪顶染成粉红色。我坐在长途汽车站的台阶上，看着一个穿褪色红外套的女人在给流浪狗喂馕饼。她掰得很仔细，每一块都差不多大小，那只瘸腿的土狗小心地凑过来，尾巴摇得怯生生的。
“它上个月被过路车撞了。”女人突然对我说，手指在馕饼上停顿了一下，“我每天喂它，它就认得我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不知道该接什么话。她站起身拍拍手上的碎屑，逆光里我只能看见她耳边一缕白发特别显眼，和她走路时略微右肩倾斜的姿态。这个画面后来在我记忆里存了很久——在格尔木附近200块钱的爱情故事里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看不见的伤痕。
戈壁滩上的夜晚
后来我在戈壁滩边的简易旅馆又遇见她。那地方说是旅馆，其实就是几间彩钢板搭的房子，晚上能听见风沙打在铁皮上的声音，噼里啪啦像下雹子。她端着一盆热水从走廊尽头走来，蒸汽把她额前的头发打湿了。
“你要热水吗？”她问，“这里晚上供水到十点。”
我谢过她，看着她熟练地拧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。聊起来才知道，她在这家旅馆做了叁年保洁，每天工资刚好两百块。“够吃饭，够交房租，还能剩点给家里寄回去。”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窗外，戈壁滩在月光下像一片银灰色的海。
有个四川来的卡车司机常在这里过夜，总多给她五十块钱，让她帮忙洗工作服。她把那五十块单独放在铁饼干盒里，说存够了就去西宁看女儿。“女儿在餐馆打工，老板管住不管吃，我得给她带点钱去。”
我问她丈夫呢，她笑了笑，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水龙头开关。“前年跟人去新疆摘棉花，再没回来。大概那边日子好过些吧。”她说得平淡，就像在说窗外的风沙明天还会再来。
200块钱能买什么
在格尔木这样的地方，两百块钱刚好是很多事情的刻度——住四晚旅馆，买一张去西宁的大巴票，或者像那个卡车司机说的，是他运一趟货利润的十分之一。
但有些东西是算不清的。比如那个女人总在周四晚上去车站旁的小卖部打电话，叁块钱一分钟，每次刚好说十分钟。她对着话筒反复说“妈妈很好，你在外面要吃饱”，挂断后站在柜台前发一会儿呆，才慢慢走回旅馆。
小卖部老板有次和我闲聊：“她女儿其实就在德令哈，哪有去西宁。”我愣住了，想起她铁盒里那些迭得整整齐齐的五十元钞票。老板点了支烟，“她女儿嫁人了，男方家不让来往，说妈妈在旅馆干活不体面。”
那天傍晚我看见她在喂狗时偷偷抹眼泪，把馕饼掰得特别碎。那只瘸腿的狗安静地坐在她脚边，偶尔用头蹭蹭她的膝盖。
我突然明白，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，有些格尔木200元的情感故事，其实是在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什么。就像她坚持说女儿在西宁，大概是因为这个谎言比真相更容易承受。
后来我再没见过那个卡车司机。旅馆新来的小姑娘说，他跑西藏线路时遇上雪崩，人连车都没找回来。女人还是周四去打电话，只是铁盒里的钱不再增加了。有次我看见她抱着那盆脏工作服坐在后院发呆，工作服洗得发白，上面有个绣歪了的“李”字——那是司机的姓。
格尔木的春天来得特别快，某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戈壁滩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。那个女人收拾行李说要走了，铁盒里的钱最终没存够，但她决定走路去德令哈。“叁百多公里，走半个月总能到。”她说要偷偷去看女儿一眼，就一眼。
她走的那天，把剩下的馕饼都掰给了瘸腿狗。我看着她的背影在国道上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戈壁滩上的一个红点。那只狗每天傍晚还在车站等她，等到第九天，它也不见了。
也许在某个平行时空里，格尔木附近200块钱的爱情不必这么沉重；也许在另一个故事里，那个女人真的去了西宁，女儿正在车站等她。但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，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画面，是转身时说的那句：“告诉他，别等周四了。”那句话轻得像戈壁滩上的风，一吹就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