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岁打扑克又疼又叫
12岁打扑克又疼又叫
那年夏天，老槐树叶子密得像一顶绿伞，蝉在头顶嘶叫。堂屋里的八仙桌上，一副扑克牌散乱地摊着。我那年十二岁，正攥着几张牌，手心全是汗。
其实那会儿哪懂什么牌技啊。就知道“争上游”，谁先出完牌谁赢。可偏偏那天，和我对阵的是我大伯。他可是村里出了名的“牌精”，眯着眼睛，手指轻轻敲着桌子，不急不慢的。我手里攥着一把散牌，最大的就是个“碍”，心里跟揣了只兔子似的，乱蹦。
轮到我出牌了。我抽出一张小“3”，小心翼翼地放桌上。大伯笑了笑，随手压了张“5”。就这么一来一回，牌越来越少，我越来越慌。眼看手里就剩最后叁张牌了——一张7，一张9，一张闯，互不相连，简直像叁个闹别扭的孩子。大伯手里，瞧着也没剩几张了。
这时候，我犯了一个至今想起都脸红的错误。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，我把那张“闯”抽出来，心里想着它能管上大伯的“10”吧？结果，我刚把牌拍在桌上，大伯“嘿”一声，亮出了两张牌——一对“蚕”！
“小子，你这‘钩儿’（我们那儿管闯叫‘钩儿’）可不够看啊。”大伯乐了。我脑子里“嗡”一下，完了，输定了。按照我们家的规矩，最后输的人，得脑门儿上挨赢家叁个“蹦儿”。就是屈起中指，用指关节在脑门上弹叁下。
那滋味，谁试谁知道。尤其是大伯手劲儿不小。第一下弹下来，我就“嗷”一嗓子，疼得眼泪花直冒，不是哭，是生理反应。第二下，我整个人从长条板凳上弹起来，捂着脑门直叫唤：“疼疼疼！不玩了！” 周围看热闹的堂哥堂姐，笑得前仰后合。第三下，我躲闪着，还是没逃过，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脑门立刻红了一小片。
那叫声，估计半条街都听见了。现在想想，那叫声里，一半是疼，一半是输牌的懊恼和不甘心，火辣辣地混在一起。这就是我童年记忆里，对于扑克牌最深刻的味道。它不是什么高雅的智力活动，就是一种热热闹闹、带着点儿“疼痛教育”的游戏。
自打那以后，我摸牌就多了个心眼，开始偷偷观察大伯怎么出牌。我发现，他很少急着把大牌打出去，总是留着后手。手里牌再差，脸上也看不出什么。这大概就是最早领教的“牌局策略”吧。当然，更重要的领悟是：没看清局势，千万别轻易把手里那张自以为的“大牌”亮出来，不然，等着你的可能就是脑门上火辣辣的教训。
后来，牌技有没有长进说不准，但至少没那么容易上当，挨的“蹦儿”也渐渐少了。那个夏天，蝉鸣、汗味、扑克牌甩在桌上的“啪啪”声，还有脑门上的红肿和我的怪叫声，全都混在一起，成了我十二岁记忆里一块鲜明的补丁。
如今，打扑克的机会少了，脑门更是很多年没挨过弹了。可有时候，在生活中、工作上，遇到那种需要判断、需要沉住气、需要看看对方手里还有什么牌的时刻，我总会莫名想起那个午后。想起那份急于求成带来的疼，和那声不甘心的大叫。它提醒我，有些成长啊，可能就得带着点疼，才能记得牢。那份咋咋呼呼的疼，反倒比许多轻柔的道理，刻得更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