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多个人玩屁股眼
被多个人玩屁股眼
老陈蹲在马路牙子上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。这话头，是他自己挑起来的。几个老伙计喝高了，不知怎么就说到了“活受罪”这词儿。老陈把酒杯一撂，舌头打着结：“要说受罪……我那屁股眼，这些年可真是被‘玩’坏了。”
大伙儿哄笑，说他没个正形。可老陈没笑，他眼神飘得老远，像是看到了别的东西。等酒醒了，这话却像根刺，扎在他心里，非得找人说道说道不可。这不，拉了我来听他“倒苦水”。
“头一个‘玩’它的，可不是人。”老陈吐个烟圈，慢悠悠开了腔。他说的是叁十年前，在建筑队搬水泥。那日子，真是把人不当人。一天十几个小时，扛着百来斤的水泥袋在跳板上走，汗流进眼睛里，杀得生疼。吃饭蹲在工棚外边，五分钟扒拉完，接着干。那时候年轻，憋着股劲，有屎有尿都忍着，怕耽误工，怕工头骂。久而久之，这排泄的事儿，成了身体里一块锈住的铁闸门，该开的时候开不了，憋得小腹硬得像石头。后来，就落了病根——严重的痔疮。第一次喷血，他吓懵了，以为肠子断了。“你说，这不是被‘玩’了吗？被那不要命的生计，硬生生把个出口给糟践坏了。”
烟灰簌簌地掉。我听着，没插话。这“玩”字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没有半点轻佻，反而沉甸甸的。
“第二个‘玩主’，你猜是谁？”老陈扯了扯嘴角，有点讽刺的意味，“是医院，确切说，是里头冷冰冰的器械。”痔疮严重了，躲不过去那一刀。他躺上手术台，灯光惨白，消毒水的味道直冲脑门。手术本身打了麻药，没觉着疼。可术后那几天，才是真入了“地狱”。每一次排便，都像拉玻璃碴子，疼得浑身哆嗦，冷汗能把床单浸透。还得天天上药，换药。护士拿着药栓和纱布，程序化地操作，可他觉得自己就像个破了口的麻袋，那份羞耻和无力，比疼痛更磨人。“那感觉，就像它不再是你身上的一个部分，而是个麻烦的、需要反复修理的零件。人家摆弄它，是工作；我承受它，是刑罚。”
他停顿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说完了。马路对面，车流像无声的河。
“我以为，这就到头了。”老陈把烟屁股摁灭，又摸出一根，没点，就在手指间捻着，“哪知道，还有第叁个……这个‘人’最多，也最狠。”他指的是什么？是那些看不见的规矩，是生活本身无休止的磨损。病好了，可人怂了。不敢吃辣，不敢久坐，出门先看厕所在哪儿。单位聚餐，别人喝酒吹牛，他提心吊胆，生怕一点刺激就让旧疾复发。连带着，脾气也变了，以前敢闯敢拼的劲儿，被这难言之痛一点点磨掉。他觉得自己像个守着破城门楼的残兵，外面世界锣鼓喧天，他只能小心翼翼，生怕哪阵风吹猛了，楼就塌了。“这才是最厉害的‘玩’法啊，不碰你，却让你自己时时刻刻惦记着，束缚着，活得缩手缩脚。它玩的是你的精神头。”
我看着他花白的鬓角，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用这个刺耳的“玩”字。那是一种被动的、近乎凌辱的体验，是身体最私密、最脆弱的部分，被命运、被现实、被环境一次次粗暴地介入和改造。它不仅仅是生理的病痛，更是尊严的褶皱处，被生活的大手反复揉捏，留下了难以展平的痕迹。
老陈终于把手里那根烟点着了，火光在他浑浊的眼里闪了一下。“有时候半夜疼醒来，我就想，这屁大点儿的地方……哦，还真是‘屁’大点的地方，怎么就装得下这么多破事儿呢？”他笑了，笑容有点苦，又有点释然，“可话说回来，它经折腾啊。扛过水泥，挨过刀子，现在不还得好好的？它难受，是在替我记着这些年受过的罪呢。”
起风了，卷起地上的落叶。老陈站起身，拍了拍屁股上的灰。那个动作很轻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、复杂的温柔。仿佛他拍打的不是裤子，而是那个跟随他大半生，受尽磨难，却依然坚持“工作”的老伙伴。他走了，背影慢慢融进夕阳里。我坐在那儿，脑子里翻来覆去，都是他那个“玩”字。原来，人这辈子，有些最深的沟坎，就藏在最难以启齿的地方。它不说话，却什么都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