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开妈妈的生命之门黄
顶开妈妈的生命之门黄
那年冬天的风，像刀子似的，刮得人脸生疼。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味儿，浓得化不开。我攥着病危通知书，手指把那张纸捏得皱巴巴的，耳边还回响着医生那句话：“情况不太乐观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”妈妈躺在里头，那扇厚重的、写着“重症监护室”的门，把她和我们隔成了两个世界。
门是关着的，严严实实。它关住了妈妈微弱的呼吸，关住了仪器单调的滴答声，也关住了我们全家人的心跳。我爸蹲在墙角，把头埋进臂弯里，肩膀微微发抖。我以前总觉得，爸爸的背是能扛起山的，可那一刻，那背影缩得那么小。我盯着那扇门，心里头突然就蹦出个念头——我得把它顶开。不是用手，是用命，用我往后所有的力气和运气，去顶开它。
妈妈的生命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小时候我觉得，是暖黄色的。像她冬天在灯下织毛衣时，灯泡洒下的那片光晕；像清早锅里煎得刚刚好的、边缘泛着焦黄的荷包蛋；也像她晒完被子后，留在棉絮里那股太阳的香味。那种黄，不扎眼，温温的，厚墩墩的，把你裹在里头，就觉得啥风浪都不怕。可现在，这抹黄，黯了，淡了，快要被病房那一片死气沉沉的白给吞掉了。
我开始疯了一样地想办法。找偏方吗？问名医吗？还是去庙里拜拜？好像都有，好像又都不是。最后我发现，我能做的，就是把自己变成一根“门闩”，死死地卡在那扇生命之门即将闭合的缝隙里。怎么卡？用最笨的办法。医生说要多和病人说话，刺激她的意识。我就每天趴在滨颁鲍那小小的探视窗口边上，隔着玻璃，对着话筒说。说家里的花开了，说爸爸今天做饭盐又放多了，说我小时候她给我讲过的、那些老掉牙的故事。说得口干舌燥，说得护士都悄悄别过脸去。
说着说着，我就想起妈妈以前总爱念叨的一句话：“人啊，就像那地里的苗，看着蔫了，根还抓着土呢，浇点水，见点光，兴许又能挺起来。”她说的那股“挺起来”的劲儿，不就是生命最原始的力量吗？那股劲儿，就藏在她身体深处，我要做的，就是找到那扇门，把它唤醒。
也不知道是我的话真的起了作用，还是妈妈自己心里那团火没灭。那天下午，奇迹般地黄出现了。不是通过仪器，而是通过护士转交出来的一张纸条。是妈妈用颤得不成样子的手写的，只有歪歪扭扭的叁个字：“想回家。”笔画很淡，纸都被笔尖戳破了几个小洞，可那颜色，在我眼里，就是金黄金黄的，是破晓时第一缕光的那种黄，有温度，有希望。
就是从那天起，情况一点点地，极其缓慢地，开始往回走。像逆水行舟，每一寸都费尽千钧力气。妈妈转到了普通病房，能喝一点点米汤了，能认出我了，能扯着嘴角对我笑一下了。那扇曾经冰冷坚硬、仿佛无法撼动的生命之门，真的被我们，用一点一滴的坚持，用爱，用回忆，用那碗热米汤的温度，给慢慢地、艰难地顶开了一道缝。
后来妈妈能下床了，我扶着她到医院楼下晒太阳。阳光暖烘烘地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她眯着眼，看了好久天空，轻轻说：“这光，真好。”我没接话，只是用力点了点头。我心里明白，顶开那扇门的，从来不是我一个人。是妈妈自己心里那簇不肯熄灭的火苗，是爸爸沉默的守护，是所有看似微小的坚持汇聚起来的力量。那抹生命的暖黄色，终究是穿透了最厚重的阴云，再一次，铺满了我们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