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母亲的闺蜜》中文
《母亲的闺蜜》
母亲的床头柜上，一直摆着一个墨绿色的丝绒盒子。盒盖有些旧了，边角磨得发白。我小时候总好奇里面装着什么宝贝，母亲却只是笑笑，说那是“潘阿姨送的”。潘阿姨，就是母亲的闺蜜。
说来也怪，潘阿姨和我们家并不住在同一个城市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就像个季节性的访客，总是在某个寻常的午后突然出现，拎着大包小包，人还没进门，爽朗的笑声就先涌了进来。她和母亲见面，没有夸张的拥抱，只是很自然地接过母亲递上的茶杯，然后两个人就窝进沙发里，声音立刻低了下去，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。那时候我小，觉得她们聊的无非是些家长里短，没意思，就自己跑开玩了。
真正让我对这份情谊有点概念的，是我高考那年。压力大得我喘不过气，和母亲吵了一架，摔门进了房间。晚上，我隐约听见母亲在客厅压着嗓子打电话，带着点哽咽。第二天放学回家，竟看见潘阿姨坐在那里。她没多问我考试的事，只是拉着我说：“走，阿姨带你吃好吃的去，咱不管那些。”那顿饭后，她塞给我一个小小的护身符，红色的，有些粗糙。她说：“这是我上次去庙里替你求的，别告诉你妈，她不信这个。”那一刻，我心里某个紧绷的地方，忽然就松了。
后来我外出读书、工作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和母亲的电话也渐渐变成了例行公事。反倒是潘阿姨，时不时会给我发条信息，有时是一张母亲跳广场舞的照片，配文“你妈今天领舞，帅不帅？”，有时就是一句“天冷了，记得加衣”。她成了我和母亲之间一条柔软的纽带，传递着那些我们母子之间不好意思直接表达的温度。
去年冬天，母亲生病住院。我匆匆赶回去，在医院走廊看到了潘阿姨。她像是苍老了许多，眼里的光却依旧很亮。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没事，我在这儿呢。”那些天，她几乎天天来，有时带一罐熬得糯糯的粥，有时就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。她们话不多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好像就什么都明白了。那种默契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，外人插不进去，也学不来。
母亲出院后，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，她终于打开了那个墨绿丝绒盒子。里面不是什么金银首饰，而是一沓厚厚的、有些泛黄的信纸，用毛线精心地捆着。“这些都是早年我和你潘阿姨写的信，”母亲抚摸着信纸，眼神飘得很远，“那会儿没手机，打电话也贵，就写信。什么都写，开心的，委屈的，说不出口的，都写在里头。”
我忽然就懂了。母亲的闺蜜，这个词听起来寻常，甚至有点过时。但它背后，是两个人长达数十年的“情感联结”。这种联结，不是天天腻在一起的热闹，而是在彼此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上，从不缺席的见证与扶持。她们分享的，是比爱情更持久、比亲情更选择性的“生命记忆”。从青春到白发，从女儿到母亲，甚至到祖母，她们看着对方一步步走过来，所有的变化在对方眼里都是理所当然，所有的脆弱在对方那里都能安放。
潘阿姨前几天又来了一次，和母亲凑在一起看手机，研究怎么在网上买盆栽。两个人戴着老花镜，头碰着头，为选哪个颜色争论，像极了小时候我和同桌为了道数学题拌嘴的样子。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我想，所谓闺蜜，大概就是让你在六十岁、七十岁的时候，还能找回十几岁那时的心境吧。那种有人懂你所有弦外之音、有人心疼你所有故作坚强的感觉，或许就是对抗漫长岁月最温柔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