绵竹巷子里两百块钱的爱情,老街转角两百元的温情
午后叁点，绵竹巷子深处的老茶馆还飘着茉莉香。我坐在掉漆的长条凳上，看陈伯慢悠悠地冲洗茶具。他忽然停下动作，眼睛望着巷口那棵歪脖子梧桐树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就是在这儿遇见阿珍的。”
那天雨下得急，陈伯躲进巷子屋檐下，撞见同样淋湿的阿珍。她攥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说要赶去给住院的母亲送饭。“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她鞋底都快掉了，用麻绳绑着。”陈伯往紫砂壶里添水，“我摸遍全身，就掏出两百块。”
阿珍死活不肯要。陈伯只好说这钱是借的，等她宽裕了再还。实际上他俩都明白，这钱还不上了——不是数额太大，是情分太重。
两百块钱的诺言
“后来呢？”我忍不住问。陈伯笑了，眼角皱纹挤成扇子：“后来她真来还钱，我就请她在巷口吃了碗担担面。”那个年代，两百块钱能顶两个月生活费。可陈伯说，他这辈子最值的投资就是那两百块。
阿珍母亲出院后，她开始在纺织厂做工。每天下班都绕路经过茶馆，有时带块新扯的花布，有时带几个刚蒸的叶儿粑。陈伯给她留最好的靠窗位置，壶里永远温着她爱喝的茉莉花茶。
老街转角有家裁缝铺，现在改成便利店了。陈伯指着玻璃柜台：“当年阿珍就在那儿量身材做嫁衣。”他俩结婚时，嫁衣里子用的还是当初那块花布。
我问陈伯怎么不再找个伴。他摇摆手：“有些人啊，遇见一次就够记一辈子了。”茶凉了，他又续上热水。茉莉花的香气在午后的阳光里打了个转，落在他的白衬衫领子上。
其实绵竹巷子要拆了，下个月就动工。陈伯的茶馆开到月底。我问他以后去哪，他说儿子在城南买了电梯房。“可电梯里闻不到茉莉香啊。”他轻声说，像在对自己说话。
巷子深处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，惊起梧桐树上两只麻雀。陈伯望着它们扑棱棱飞过屋檐，飞过电线，飞过巷子尽头那片即将消失的天空。
我离开时，他正在擦那块写了“茶”字的木牌。动作很慢，擦得很仔细。木牌边缘被岁月磨得发白，那笔楷书却依然清晰。或许有些东西，终究是时间带不走的。
就像绵竹巷子里两百块钱的爱情，就像老街转角两百元的温情。它们藏在茶香里，藏在梧桐树的年轮里，藏在每一个寻常的午后时光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