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上面一个下电影花房故事
两个屋顶上的电影花房故事
老城区拆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下两栋挨着的旧楼，像两颗倔强的老牙，还杵在那儿。东楼的屋顶，是老陈的地盘；西楼的屋顶，是老王的。两个屋顶中间，只隔了一条窄窄的巷子，面对面，能看见对方阳台上晒着什么颜色的裤衩。
老陈是个退休的电工，手巧。他那屋顶，不知从哪儿捡来些旧木框、废玻璃，硬是搭出了个歪歪扭扭的小花房。春天一来，里头挤满了月季、茉莉，还有几盆辣椒，红红绿绿的，热闹得很。老王呢，以前在厂里放电影的，现在守着满屋子的胶片机和老海报。他那屋顶空荡荡，就一把竹椅，一个生锈的铁桶当烟灰缸。
本来两人没什么交集。老陈嫌老王抽烟太凶，烟味老飘过来熏他的花。老王觉得老陈整天捣鼓那些泥巴，没劲。
转机在一个夏夜。那晚闷热，老陈在花房里给茉莉浇水，一抬头，看见对面屋顶亮了。老王竟搬出一台老式放映机，对着自家那面空白的山墙，“咔哒”一声，一道光柱划破夜色。墙上突然有了人影在晃动——是部老黑白片子，没声音，但人影绰绰，故事就在那面斑驳的墙上自己讲开了。
老陈看呆了。他隔着巷子喊：“老王，放的啥？”
老王回喊：“《马路天使》！周璇！”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
那晚以后，这事就成了默契。只要天晴，老王就在屋顶放电影。老陈呢，就成了唯一的观众。他把自己花房里的躺椅搬到屋檐边，沏上一壶茶。电影的光，有时会越过巷子，浅浅地漫到老陈的花叶上，那些花瓣便在光影里一会儿明，一会儿暗，像是也跟着剧情在呼吸。
老王发现，老陈的花，是最好的“弹幕”。放喜剧时，那些花开得闹腾；放悲情处，连叶子都仿佛垂着头。有一回放一部战争片，炮火连天（当然是默片里的），老陈那盆最宝贝的昙花，正好那夜开了。雪白的花瓣在枪林弹雨的光影里剧烈地颤抖、绽放，那情景，竟比任何特效都震撼。老王忘了看墙，就看那盆昙花，心里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。
他们开始隔着巷子聊天。聊电影里人物的命运，聊哪种花喜阴哪种喜阳。老陈给老王端去一盆薄荷，说能醒神。老王下次放电影，就特意找了部《小花》，把镜头对准那盆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的薄荷。光影和生命，在两个屋顶之间，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对话。这种彼此映照、默默陪伴的关系，成了他们晚年生活里最温暖的支柱。
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，说老城区有两个怪老头，在屋顶上一个放电影，一个种花。渐渐有年轻人摸过来，想看看。老王和老陈起初不乐意，后来也就默许了，但规矩是：不准喧哗，自己带小板凳。
于是，奇特的景象出现了。老陈的花房边上，沿着屋顶边缘，坐了一排安静的年轻人。他们看墙上的悲欢离合，也看身后花房里被光影涂抹的芬芳。电影是旧的，花是新的，观众是年轻的，那种交错的感觉，特别奇妙。
再后来，拆迁的最后通知还是来了。两栋楼都要拆。最后那个晚上，老王放了一部片子，叫《天堂电影院》。放到最后，老人把那些曾经剪掉的亲吻镜头全部接在一起放映。墙上，无数的亲吻在闪烁。
老陈没有看墙。他拿着小铲子，小心翼翼地把花房里那些好活的、皮实的花草，分株出来，装进一个个废旧的小塑料盆里。电影放完，光熄了。老王收拾机器。老陈隔着巷子，把那些小盆的花，用一个小篮子吊过去。
“给你，”老陈说，“容易活，记得晒太阳。”
老王接过，沉甸甸的。他也递过去一个纸箱，里头是几盘电影胶片拷贝，还有一张纸条，写着简单的放映方法。“机器我带不走，这个你留着，就是个念想。”
楼最后还是拆了。那片地方，后来起了一座崭新的商场，屋顶是光滑的玻璃和钢结构，再也种不了花，也支不起放映机了。但有人说，在附近某些年轻人的阳台上，偶尔会看到一种很眼熟的花，开得特别热闹。也有人说，在某个小巷的深夜，仿佛见过一晃而过的、模糊的光影，投在谁家的白墙上。
故事似乎就这样散了。可那些曾在两个屋顶上流动过的光影与花香，那些被电影和花朵抚慰过的夜晚，大概就像老王留下的胶片和老陈分出去的花苗一样，总会在某个地方，悄悄发出新芽，投下微光。它们成了记忆的种子，在水泥森林的缝隙里，等待着下一次不经意的花开，和下一次照亮夜色的微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