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生专辑
师生专辑
翻箱倒柜找老照片的时候，手指忽然碰到一本硬壳相册。封面是那种老式的暗红色绒布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。我吹了吹灰，翻开第一页，一张集体照就跳了出来——初中毕业照，后排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、笑容有点腼腆的，可不就是当年的我嘛。我的目光，却不由自主地落在照片中间那位女老师身上。李老师，我们的语文老师，她微微侧着头，像是在看队伍边上的哪个学生。
那时候我挺怕她的。别的老师上课提问，答不上来顶多站一会儿。李老师不，她会让答错的同学把问题抄下来，回去查，第二天再讲给她听。有一回我胡乱解释“润物细无声”，说就是“下雨声音小”。她没批评，只是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那眼神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漏了气的皮球。第二天，她带来一本诗集，翻到杜甫那一页，用铅笔在“润”字下面划了道浅浅的线。“这个字啊，”她声音不高，“不只是湿了，是慢慢地、悄悄地，让东西饱满起来。就像……嗯，就像粉笔灰落在讲台上，你察觉不到，可日子久了，台面就白了。”我忽然就懂了。那种感觉，不是被“教”会的，而是被“点”醒的。
这本相册里，没有多少真正的照片，更多的是些“奇怪”的收藏。一片干枯的银杏叶，夹在写满作文批注的那一页。那是我写秋天写得最糟糕的一次，通篇都是“金黄金黄”。李老师批了句：“去操场边，捡一片你最喜欢的叶子回来。”我捡了这片，她让我对着它，再写写叶脉的走向，写写边缘那个被虫咬出的小缺口。那是我第一次模糊地触摸到，什么叫做“观察”。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糖纸，透明的玻璃纸，上面印着褪色的橘子图案。那是中考前最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她在每个人的课桌上放了一颗糖。什么也没说。我把糖纸抚平，偷偷夹进了作业本。现在想想，那种无言的鼓励，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动员都更有力。
师生一场，有时候真像是一段奇妙的“共振”。她拨动一根弦，在你心里引起的回响，可能要很多年后才听得真切。我记得她总爱在下午第一节课，留出那么五六分钟，什么也不教，就念一段与课本无关的文字。有时是史铁生在地坛的沉思，有时是汪曾祺写的一盘野菜。教室里安静极了，只有她的声音，和窗外梧桐树叶沙沙的响声。我们当中很多人，后来都养成了阅读的习惯，大概就是在那一个个昏昏欲睡的午后，被悄悄种下了种子。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就像滴水穿石，你看不到进程，可某天低头，石头上已经有了痕迹。
再往后翻，相册后面几乎就空了。毕业之后，回去看过她几次。她的办公室从二楼搬到了叁楼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可桌上依然堆着高高的作业本，红笔的笔帽还是习惯性地反扣着。我们聊天，她很少问成绩、问排名，倒总是问：“最近，读了什么好书吗？”或者说：“上次推荐你的那篇散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仿佛我们从来不是毕业了的学生，只是出了趟远门又回来的老友，要继续一场未完的谈话。
合上相册，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本陈旧的册子，记录的哪里是几个瞬间呢？它更像是一个容器，装着那些被知识照亮的时刻，装着那些被耐心等待的成长。李老师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老师，他们或许从没想过要留下多么辉煌的“教学成果”，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，做着一个“点灯人”的活儿——在少年人懵懂的心智里，轻轻划亮一根火柴。那光或许微弱，却足以让我们看清脚下第一步该往哪儿迈，并且相信，前面的路，是亮的。
手里的相册沉甸甸的。我想，是时候该打个电话了。铃声不用响太久，我猜，她一定还在那间堆满书的办公室里，批改着不知道第几届学生的作业。而我，或许可以跟她说说，我最近又读到了一篇好文章，里面描写的那种情感，很像当年她念给我们听的那一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