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官用大吊顶我丑禁忌书屋
教官用大吊顶我丑禁忌书屋
这事儿得从我们大学军训说起。那年九月的太阳，毒得跟教官的脸色似的。我们的教官姓严，人如其名，一张脸绷得跟水泥板没两样。他有个绝活儿，叫“大吊顶”。不是装修那个吊顶，是他自创的体罚名目——让你在单杠上挂着，脚尖离地，双臂伸直，像块风干的腊肉，一直挂到你觉得胳膊不是自己的为止。我们私下都管这叫“上刑”。
我就是那个经常被“大吊顶”的倒霉蛋。齐步走顺拐，正步踢不高，总能精准地撞上严教官的枪口。每次被他拎到单杠下，听着他中气十足的“上杠！”，我就觉得人生一片灰暗。汗水流进眼睛，火辣辣的，胳膊上的肌肉从酸到麻，最后完全失去知觉。那时候，我心里骂过，也委屈过，觉得这教官简直不近人情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意外的午后。那天我因为前夜偷偷看小说，站军姿时打晃，又被严教官逮了个正着。我认命地走向单杠，他却没立刻下令，反而眯着眼打量我：“昨晚干嘛去了？魂儿都丢了。”我支支吾吾，没敢说在看一本叫《沉默的河流》的小说。他哼了一声，没让我上杠，却说了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：“精力没处使？跟我来。”
他把我带到了学校图书馆一个我从未留意的角落。那地方采光不好，书架老旧，空气里有股旧纸张特有的霉味，安静得能听见尘埃落定的声音。严教官用粗糙的手指划过一排书脊，停在一本蓝色封皮的书上，抽出来递给我。“挂单杠，练的是你的皮肉筋骨，撑不住，摔下来疼的是自己。”他声音压低了，还是那么硬邦邦，但意思却变了，“看这个，磨的是你里面的东西。心撑不住，垮了，更麻烦。”
我低头一看，是路遥的《人生》。书页泛黄，显然被很多人翻过。我愣在那儿，完全没法把眼前这个带我来“禁忌书屋”（我们后来给那个角落起的外号）的人，和那个在操场上吼得地动山摇的严教官联系起来。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嘴角扯了扯，算是笑了一下：“怎么，当兵的就不能看书？这地方，静，书也都是老家伙，没那么多花里胡哨。比你们整天盯着手机强。”
从那以后，“大吊顶”还是照旧，但我心里那股拧巴的怨气，不知不觉散了。我成了那个“禁忌书屋”的常客。那里没什么流行读物，更多的是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活着》、《百年孤独》这类沉甸甸的书。严教官偶尔也会在那儿，不说话，就静静坐着看一本军事杂志。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：操场上，他是铁面无私的严教官；书屋里，我们是互不打扰的阅读者。
有一次，我读《活着》，读到福贵牵着老牛在田埂上唱山歌那段，鼻子有点发酸。一抬头，正好撞上严教官的目光。他很快移开视线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人啊，有时候就得像挂大吊顶，你以为到极限了，憋着那口气，再挺一挺，也就过来了。书里这些东西，教你的也是这个理儿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。他的“大吊顶”和这座“禁忌书屋”，看似两个极端，一个向外锤炼肉体，一个向内滋养精神，其实底子里是一回事——都是让你在某种“煎熬”里，找到支撑自己别趴下的那股子力气。
军训结束那天，严教官集合讲话，还是板着脸，言简意赅。解散后，我跑去书屋，想再看一眼。没想到他也在，正在把那本《人生》插回书架。看见我，他点点头，拍了拍那排老旧的书架：“这地方，以后自己常来。记住，筋骨要练，这里头，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“更得练。”
很多年过去了，单杠我早已爬不上去，军训的细节也模糊了。但那个采光不佳的角落，那些纸张的味道，还有严教官那句硬邦邦的话，却异常清晰。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的“大吊顶”时刻，让人觉得难以支撑。而那个被他称为“里头”的世界，那座安静的“禁忌书屋”，却成了我随时可以回去，汲取一点点挺住的力量的地方。它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告诉你，扛着，读着，日子也就有劲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