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性为由骨科阿酒
以性为由骨科阿酒
老陈把病历本往桌上一搁，手指头点着片子：“你这骨头，得动刀子。”对面那小伙子，叫阿酒的，头都没抬，就盯着手机屏幕，手指划得飞快，嘴里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。老陈是骨科大夫，见惯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家属或病人，可阿酒不一样，他是病人本人。
“听见没？腰椎间盘突出，压迫神经了，再拖下去，腿麻走路瘸都是轻的。”老陈加重了语气。阿酒这才抬起头，一张挺年轻的脸，眉头却锁着化不开的烦闷。他没问手术风险，没问恢复时间，开口第一句是：“那……手术后，影不影响……那方面？”
诊室里静了几秒。老陈推了推眼镜，心里头那股职业性的严肃，被这直白又突兀的问题冲淡了些，反倒生出点好奇。他见过太多担忧，怕疼的，怕花钱的，怕耽误工作的，可这么直接、几乎是以“性”为唯一考量来面对一场必要手术的，不多。
“你今年才二十六吧？”老陈没直接回答，身子往后靠了靠，“先别急着想那么远。你这腰，怎么弄的？”阿酒眼神躲闪了一下，声音低下去：“就……平时久坐， maybe 有点姿势不对。”这话说得虚，老陈在骨科干了二十年，一眼就看出这伤不像单纯坐出来的，倒像反复承受某种不当压力造成的劳损。他没戳破，只是敲了敲片子上的阴影：“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”
阿酒的焦虑明明白白写在脸上。他似乎并不太在意“腰”本身的功能，比如能不能弯腰搬东西，能不能久站，他在意的，似乎是腰作为一个“工具”，能否继续胜任某项特定任务。这种本末倒置的关注点，让他的“就医理由”变得有些扭曲。老陈见过为打球拼命想尽快恢复的运动员，为跳舞哀求保守治疗的舞者，但阿酒的理由，似乎更深地陷在某种生活状态里。
“手术，是为了让你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能力，减轻痛苦。”老陈斟酌着词句，“至于你担心的事，术后恢复得好，神经压迫解除了，整体血液循环和神经功能改善，理论上对各方面都有积极作用。但前提是，你得先把它当成一个‘病’来治，而不是一个‘障碍’来克服。”他特意把“障碍”两个字说得很慢。
阿酒似懂非懂，但“有积极作用”几个字，好像让他松了口气。他追问康复细节，问得极其仔细，尤其是核心肌群锻炼和恢复时间线，那股认真劲头，和他刚进诊室时判若两人。老陈一边解答，一边心里叹气。这小伙子，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着，绳子的一头系在他的腰上，另一头，却系在他难以启齿的某种生活依赖或关系里。他来治腰，更像是在焦急地修复一个可能影响他某种“存在价值”的零件。
手术很顺利。术后复查，阿酒恢复得不错，但人看起来并没轻松多少。他依然追问着那些细节，反复确认某些功能的恢复程度。老陈有一次忍不住，在阿酒离开前说了句：“腰好了，是让你能更稳当地站在地上，去看更多风景的。别只把它当成桥，只想着渡你去某一个对岸。”阿酒愣了一下，没说话，点了点头走了。
后来老陈再没见过他。病历本上，阿酒的诊断和恢复情况记录得清清楚楚。但老陈偶尔会想起这个特别的病人。骨骼健康的意义，对医生而言是结构与功能，对病人而言，却可能关联着千差万别的生命诉求。阿酒把他的诉求，缩得很小，很紧，紧到以“性”为由，来面对一场骨科手术。这背后是怎样的生活，老陈无从知晓。他只希望，那副已经修复好的腰椎骨架，最终能真正支撑起阿酒这个人，而不仅仅是支撑住他某个固执的念头。身体的病痛有时像一面镜子，照出的，往往是生活更深处那些拧巴的结。医患沟通在这时，就不仅仅是谈论骨头和神经，也得试着去触碰，甚至松动那些结。虽然，医生能做的，终究有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