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乐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,火车站后街的小巷弄
长乐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，我每天下班都要穿过。说它是小巷弄，其实更像是一条被城市遗忘的缝隙，窄得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走。白天的喧嚣到了这里，仿佛被两旁的旧墙吸走了大半，只剩下从居民楼里飘出来的炒菜声和电视声。
巷子口永远坐着几位老人，像是长在那里的几尊石像。其中一位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我管他叫老陈。混熟了之后，有天我递了根烟，他眯着眼接过，忽然说：“你晓得吗？三十年前，这里可没有长乐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。” 他吐着烟圈，手指向我们现在站的柏油路，“这儿以前是片农田，蛙声比火车的汽笛还响。”
时间的褶皱
老陈的话像把钥匙，打开了这条巷子的另一幅模样。他说，最早这里都是低矮的瓦房，火车站建成后，才慢慢有了这些挤挤挨挨的楼房。“那时候的火车站后街的小巷弄啊，”他顿了顿，仿佛在咀嚼这个称呼，“可热闹了，卖早点的、补鞋的、剃头的，全挤在这叁米宽的地方。哪像现在，安静得只剩下我们这几个老家伙。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墙角的青苔很厚，有些墙皮脱落后，露出里面不同年代的砖块，红的、灰的，层层迭迭，像一本被翻烂了的旧书。偶尔能看到墙上有模糊的红色标语，字体是几十年前的样式，内容已经看不清了，只剩下一点颜色的倔强。
巷子中段有家理发店，老师傅还在用那种手动推子，咔嚓咔嚓的声音很有节奏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搬走，他一边给我围上布，一边说：“搬？能搬去哪？我在这条火车站后街的小巷弄里剪了四十年头，客人的白头发都是我一根一根剪出来的。” 镜子旁边贴满了泛黄的照片，记录着不同年代的发型，也记录着在这里停留过的一张张年轻面孔。
住在巷尾的李阿姨，是另一种风景。她总是在下午四点半准时出现，拎着个小马扎，坐在自家门口摘菜。她说她女儿在南方成了家，叁番五次叫她过去。“大城市的高楼啊，关上门谁也不认识谁。咱们这儿多好，”她抓起一把豆角，“喊一嗓子，隔壁就能递棵葱过来。”
不过，变化还是悄悄发生了。去年巷子口开了家便利店，明亮的灯光把半个巷子都照亮了。年轻人开始往外走，就像我这样，每天穿过这条长乐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，从慢节奏走进快节奏，再从快节奏走回慢节奏。而老陈他们说，这里快要拆迁了，规划图就贴在居委会的公告栏上。
现在每次走过，我都会多看一眼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这条巷子会变成记忆里的东西。但那些嵌在墙缝里的家常话，留在石板路上的脚印，还有老陈们的故事，大概会跟着火车的汽笛声，飘得很远很远。这条长乐火车站后面的小巷子，它不只是一条路，更像是这座城市呼吸的缝隙，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