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室往事
办公室往事
老陈推开那扇磨砂玻璃门的时候，我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那是零几年的一个下午，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深绿色的隔断板上切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格子。办公室里弥漫着复印机预热时那股特有的、微焦的油墨味，混着角落里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的土腥气。老陈是来修打印机的，那台老掉牙的针式打印机，动不动就卡纸，发出拖拉机似的轰鸣。
他蹲在那儿，后脖颈的皱纹像干涸的土地。我给他递了把螺丝刀，他抬头笑了笑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。“小伙子，新来的吧？”我点点头。他一边拧着螺丝，一边用下巴指了指靠窗的那个空位，“瞧见没？以前那儿坐的是老王，笔杆子，厉害着呢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带着点回忆往事的悠远，“那会儿写材料，可没现在这么方便，一个报告，稿纸得写厚厚一迭，全凭一支笔。错了，就用涂改液，或者干脆重写。那涂改液的味道，啧，现在好像都闻不着了。”
“效率”这个词，那时候好像还没整天挂在嘴边。但老陈嘴里的老王，似乎有种不一样的麻利。他不是写得最快，而是最稳。稿纸摊开，钢笔吸足蓝黑墨水，他总要愣神儿那么一两分钟，眼睛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。然后，笔尖落下，一行接一行，很少涂改，仿佛那些字句早就在他心里排好了队。老陈说，那叫“胸有成竹”。现在的我们，对着空白文档，手指放在键盘上，敲几个字，删掉，再敲，反反复复，那种笃定，好像很少见了。
我忽然想起李姐。李姐是财务，坐在最里面的小隔间。她的算盘打得极好，不是那种表演性质的噼里啪啦，而是有节奏的、清脆的“哒哒”声，像雨点落在青瓦上。每个月末对账，计算器就在手边，可她总习惯先拨一阵算盘，眼睛看着票据，手指自己就会动。她说，珠子碰撞的感觉，踏实。后来换了电算化系统，那架乌木算盘就搁在凭证柜顶上，落了一层灰。有次系统崩溃，大家急得团团转，李姐不声不响地拿下算盘，擦了擦灰，“别急，先把要紧的数拢一拢。”那一刻，噼啪的算盘声，竟比任何报警提示音都让人安心。
办公室的故事，说到底是人的故事。那些围绕着“效率”提升而不断更迭的物件背后，藏着人的习惯、脾性，甚至一点点固执的温情。就像角落那台饮水机，取代了老式的保温桶。保温桶是银色的大铁皮桶，上面有个压水的老式龙头。每天清早，负责后勤的孙师傅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，灌满它。龙头用久了会有点松，接水时得用手稍稍扶着，不然热水会溅出来。后来换了即热式饮水机，按键，叁秒出水，温度任选。方便是方便了，可午休时，大家围着保温桶一边接水一边闲聊几句的场景，也慢慢淡了。孙师傅有时还会念叨，说那铁皮桶捂出来的热水，泡茶才香。
老陈终于修好了打印机，试打了一张，吱吱呀呀地吐出一页测试页。他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站起身。“修一回，少一回喽。”他说。没多久，那台针式打印机真的被一台灰色的激光打印机替代了，安静，迅速，印出来的字迹清晰得发亮。老陈再没来过。那些需要反复修改的文稿草稿，那些被揉成团的废纸，李姐的算盘声，保温桶边上的闲聊，都像被那台新机器无声地吸走了，封存在某个过去的图层里。
如今，办公室窗明几净，中央空调恒温，一切运转高效而安静。键盘敲击声细密如雨，屏幕的光映着一张张专注的脸。只是偶尔，当我的目光掠过那个始终空着的靠窗位子，或是听到隔壁传来隐约的、急促的键盘敲打声时，会没来由地想起老陈说的“胸有成竹”，想起李姐那令人心安的算盘声。那些旧物件连同它们所承载的节奏、温度，或许就是“效率”这个词里，一些被我们匆匆赶路时，不小心遗落在时光里的注脚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