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玉梅的叁2000
杨玉梅的叁?2000
老杨推开那扇掉了漆的绿铁门，尘土在午后的光线里打着旋儿。阁楼闷热，樟木箱子的味道混着旧时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她踮起脚，从最里头拽出一个沉甸甸的铁皮盒子。打开时，锁扣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像是唤醒了一段沉睡的记忆。
盒子里没什么金银细软，只有些零碎物件。一本边角卷起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，还有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。她拂去灰尘，翻开扉页，自己清秀的字迹映入眼帘：“杨玉梅，2000年记。”那个问号般的“叁”，就藏在这本子的字里行间。
2000年，千禧年。对很多人来说是崭新的开始，对杨玉梅来说，却是个充满岔路口的年头。那一年她叁十岁，在县城国营纺织厂做了整整十年挡车工。机器轰鸣声像是刻进了骨头里，叁班倒的日子，让日子过得像织布机上的经纬线，规整，却一眼望得到头。
变化是从开春开始的。厂里开了大会，说要“减员增效”，鼓励职工“自谋出路”。台下黑压压一片人，交头接耳的声音像潮水。杨玉梅坐在角落里，手心里攥出了汗。留下，也许能保住一个饭碗，但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，谁知道明天呢？走出去？她能去哪？除了接线头、看机器，她还会什么？
那段时间，家里气氛有点微妙。丈夫蹲在门口闷头抽烟，半晌憋出一句：“要不……再看看？”婆婆话里话外是安稳的好：“女人家，有个稳定工作不容易，别瞎折腾。”夜里躺在床上，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咚咚，敲打着迷茫。这大概就是所谓“人生规划”的坎吧，以前日子推着人走，从没想过自己要往哪儿去。现在，路突然摆在了眼前，反而不敢迈步了。
她开始偷偷留意。菜市场卖早点的王姐，凌晨叁点就起来和面，说起每天能挣多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以前厂里的姐妹小芳，跑去市里批发市场倒腾服装，回来说话的嗓门都大了。杨玉梅心里那点念头，像春天墙角的草，悄没声地往外钻。
笔记本里，有一页写得特别密。上面凌乱地记着些数字：工厂月薪287块，早点摊成本估算，租个小门面大概多少钱……旁边还有大大的问号和涂改的痕迹。她在权衡，在计算，在为一个模糊的未来反复描摹。这个过程挺折磨人，夜里睡不着，脑子里两个小人儿在打架。一个说，别冒险了；另一个小声嘟囔，试试吧，就试一次。
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，是件小事。儿子那年上小学，要买一本课外读物，书店标价九块八。她犹豫了一下，不是舍不得，是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，让她对每一分钱都格外谨慎。儿子仰着脸看她，没吵没闹，但那眼神让她心里一酸。就在那一刻，她忽然觉得，这日子不能只是“过下去”，得“过上去”。
夏天快过完的时候，杨玉梅交了辞职报告。手续办得很快，走出厂门那天，太阳明晃晃的。她回头看了一眼厂牌，心里空了一下，随即又被一种陌生的、胀鼓鼓的情绪填满。她用全部积蓄，加上东拼西凑的钱，在中学旁边盘下了一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店面，卖文具和零食。
开头当然难。第一次去市里进货，被坑了钱，回来的长途车上，她抱着鼓囊囊的编织袋，眼泪偷偷往肚子里咽。不会算账，头两个月都是糊涂账。但她憋着一股劲，对每一个学生都笑眯眯的，进的笔记本花样最全，铅笔也削得最漂亮。慢慢地，小店有了人气，学生们叫她“杨阿姨”。
铁皮盒子里的旧笔记本，就翻到这一页。后面的故事，是另一段奔忙了。老杨合上本子，阳光正好移过来，晒得铁皮盒子微微发烫。那个“叁?2000”，问号早已被岁月磨平，变成了一个坚实的顿点。它代表着叁十岁那年的困惑、权衡与最终的那一跃。阁楼窗外，传来街上热闹的人声，那是属于今天的、充满活力的声响。她把盒子放回原处，关上了那扇绿铁门。楼下，她经营了二十年的小店，正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