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江火车站小巷子200块钱一次,附近弄堂200元一回
这事儿得从上周五说起。我揣着出差剩下的两百块零钱，站在内江火车站出站口等人。老张那家伙火车晚点，我闲得发慌，就顺着车站围墙溜达。
墙角蹲着个穿汗衫的老大爷，正眯着眼睛抽旱烟。我递了根卷烟过去，他抬抬下巴指向斜对面：“找住宿？那头巷子便宜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，那是条窄得只容两人并肩的小巷，青石板路被磨得发亮，墙头探出几枝野桑树。
刚走到巷口，就听见里头传来讨价还价声。“上次不是还收一百八吗？”穿花衬衫的胖女人扶着门框：“现在都这价，旁边弄堂还要二百二呢。”她说的弄堂就在巷尾拐角，晾衣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裳。
我在巷子里的便民理发店坐下。老师傅系围布时念叨：“这价钱搁二十年前能烫个头，现在刚够推个平头。”电推子嗡嗡响着，他忽然压低声音：“可别往深处去，那头的价钱说得含糊。”
镜子里能看见巷子深处的动静。有个穿校服的男孩蹲在煤炉前煎糍粑，每翻动一次就溅起油星。他母亲在里屋踩缝纫机，嗒嗒声像在给巷子打拍子。
老张终于来了电话。他说在火车站南广场，我告诉他北面巷子的见闻。他在电话里笑：“你跑那地方干啥？我表舅前年在那开过修表铺，说月租都要叁千。”
理发师傅往我脖子上扑痱子粉时，窗外忽然吵闹起来。煎糍粑的男孩举着锅铲追出来：“说好二百的怎么变一百？”穿皮夹克的男人边跑边拽裤腰：“你这手艺值这个价？”
巷子突然变得拥挤。二楼晾着的床单在风里鼓起，像兜住了什么秘密。花衬衫女人关紧木门，缝纫机声音停了，只有理发推子还在我耳边震动。
老师傅解开围布轻轻说：“这价钱在火车站算公道的。”他收下两张钞票，纸币边角被汗水浸得发软。我摸着自己新推的短发，忽然想起少年时在镇上剃头只要五块钱。
走出巷子时，火车站钟楼正好敲响六点。晚班火车轰隆隆驶过，震得巷口老墙掉下灰渣。那个指路的老大爷还蹲在原地，烟锅在暮色里明明灭灭。
后来我常想起那条巷子。同样两百块钱，在市中心刚够买杯咖啡，在这儿却能换来许多种活法。或许每个火车站旁边都有这样的巷子，用最实在的价钱，安放着南来北往的匆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