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全公司的发泄玩具
我是全公司的发泄玩具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成了办公室里那个最“好用”的人。不是工作能力强的那种好用，是…怎么说呢，就像个软乎乎的靠垫，谁累了都能往我这儿靠一靠；或者像个旧沙袋，谁有情绪了都能过来捶两下。不是真的动手啊，是那种言语上、态度上的捶打。我就是那个“情绪收纳箱”，还是不带锁的那种。
这事儿起初挺隐晦的。市场部的王姐，方案又被总监毙了，黑着脸回到工位，把文件夹“啪”一声摔在桌上。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我们这片都能听见。隔了几分钟，她端着杯子路过我旁边，叹了口气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我说：“唉，有些人命真好，不用扛指标，哪像我们，天天受夹板气。”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接啥，只好挤出一个笑。她看我笑了，仿佛得到了某种许可，又多抱怨了几句甲方如何难缠，才转身离开。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感觉到，自己这个位置，好像有点特别。
后来，这种“特别待遇”就越来越频繁了。技术部的小刘调试代码不顺，会溜达过来，拉把椅子坐下，开始大吐苦水，从编程语言吐槽到公司食堂的菜太咸。他不需要我懂技术，只需要我“嗯嗯啊啊”地听着，时不时点个头。销售部的同事冲业绩压力大，中午吃饭时也爱凑到我这一桌，话里话外都是“你们后勤多轻松，我们可是在刀尖上跳舞”。他们说完，好像盘子里的饭都香了点儿，而我，却有点咽不下去了。
我试过改变。比如，在他们开始倾倒情绪垃圾时，尝试把话题引向解决方案。“那个客户的问题，要不要试试换个角度沟通？”或者“代码那块，需不需要我帮你问问谁懂？”但往往，我会收到一种混合着诧异和不耐烦的眼神。“你不懂，”他们会摆摆手，“跟你说了也没用，我就是憋得慌，说说而已。”看，我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：一个安全的树洞，一面不会回嘴的墙。我的意见不重要，我的感受更无关紧要。我的存在，就是为了承接他们的负面情绪，让他们轻装上阵，而我，则留在原地，消化那些我根本消化不了的抱怨、焦虑和偶尔的恶意。
最难受的一次，是季度复盘会之后。两个部门因为协同出了问题在会上有些争执，散会后，两边的负责人，不约而同地，先后“路过”我的工位。一个说对方部门“山头主义”，另一个说对方“不懂业务瞎指挥”。他们并不是要我去传话，只是需要一个中立的、不会反驳的听众，把对彼此的怨气，在我这里完成一次“无害化排放”。我坐在那儿，感觉自己像个情绪战场，硝烟弥漫，而我连个防毒面具都没有。那种被当成公共情绪容器的感觉，特别憋屈，好像自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只是个功能性的物件。
我也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是我？可能因为我脾气看起来好吧，不常与人争执；也可能因为我岗位不涉及核心业务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，显得“安全”。但这种“安全”，代价是我的边界被一次次践踏。我的时间、我的注意力、我的好心情，都被默认为可以随意占用的公共资源。
有一天早上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下挂着疲惫的青黑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收纳了那么多别人的情绪毒素，自己的身体和精神，却好像快要满载预警了。我不能，也不想再继续当这个无声的情绪回收站了。当那个承载所有人负面能量的“玩具”，总有一天会散架的。
改变是从一次小小的“故障”开始的。那天下午，当另一位同事又惯例性地准备开启吐槽模式时，我看了看手表，用一种平静但清晰的语气说：“抱歉啊，我手头这个报告半小时后就要交，现在得抓紧赶完。要不，等你方便时我们再聊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我会“中断服务”，随后讪讪地说了句“那你忙”，便走开了。那一刻，我心跳得厉害，但不是害怕，而是有种说不出的轻松。原来，把那个“请勿打扰”的隐形牌子竖起来，天并不会塌下来。
我知道，这条路还很长。彻底摆脱“发泄玩具”的标签，需要我不断温和而坚定地重塑边界。我不必变得尖刻，但需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，礼貌地关上那扇一直敞开的门。毕竟，我的情绪空间，首先应该装满属于自己的阳光，而不是永远替别人保管风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