便利店店长未增删带翻译樱花
便利店店长未增删带翻译樱花
老陈当上这家24小时便利店的店长，少说也有五年了。午夜过后，货架间的荧光灯管嗡嗡低鸣，成了他最熟悉的背景音。这晚，一个穿连帽衫的年轻人闪进店里，没买关东煮也没拿啤酒，径直走到收银台前，从怀里掏出个扁平的铁盒子，轻轻放在台面上。“老板，”年轻人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收点儿‘特别’的东西不？”
老陈眼皮都没抬，继续擦着柜台。这种来路不明的“私货”，他见得多了。但年轻人下一句话让他手上动作顿了顿：“不是烟酒，是樱花。带翻译的。”老陈这才瞥了一眼那盒子——普通的糖果铁盒，边缘有些掉漆。他打开一条缝，里面不是粉红的花瓣，而是一迭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片，每张巴掌大，泛着旧纸张特有的微黄。
“这叫‘未增删带翻译’，”年轻人见老陈有兴趣，话匣子打开了，“我爷爷那辈留下的。当年有人在东京做古籍研究，专抄那些散落在民间、没被后世学者改动过的俳句和短歌，都是咏樱的。旁边还用钢笔细细标了中文意思，喏，就这种。”他抽出一张，纸上是几行娟秀的日文，旁边配着竖排的中文小楷，墨迹已微微晕开。老陈不懂日文，但那中文翻译却让他心里一动——“枝头抱香死，不随夜风堕”。这哪是直译，分明是译者把自己的魂儿都熬进去了。
老陈点了根烟，没说话。便利店最深处，靠窗那排座位，常年坐着些奇怪的人：赶末班车的上班族、不想回家的学生、还有偶尔跑来写生的艺校生。他们都需要点儿什么，不是货架上的泡面或咖啡能填满的。也许这些带着时光尘埃的纸片，能卖给他们一点点“别的”。他按一张二十块钱跟年轻人结了账，铁盒子就留在了收银台下面。
头几天，盒子静静躺着。直到那个常来画素描的姑娘，盯着窗外光秃秃的绿化带发呆，说想画樱花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。老陈漫不经心地递过去一张纸片。“试试这个？”姑娘接过，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默默摊开画本。那晚她画到打烊，画纸上晕染开的，不再是具象的花瓣，而是一片氤氲的、仿佛有着呼吸的粉白。纸片上的“翻译”，成了她笔下的“转译”。
这事儿，慢慢就传开了。来找老陈买“樱花”的人，变得不太一样。有个总加夜班的程序员，买走一张写着“花明かり 闇を照らすか 我が胸の闇”（花光能否照亮，我心中的黑暗）的，愣是在便利店门口站了半支烟的功夫。后来他跟老陈熟了点，才说那阵子正怀疑自己的人生写满了无用的代码，那张纸片上的话，让他觉得几百年前有个陌生人，好像懂他。你看，这就是“未增删”的妙处——原句的情感没被后人修饰、稀释，直接、生猛地撞过来；而旁边的“翻译”，也不是冷冰冰的字典解释，更像一座颤巍巍的桥，让那种心跳得以传递。
铁盒里的纸片越来越少。老陈自己也留了一张，压在记账本底下。上面写的是“散る桜 残る桜も 散る桜”（飘零的樱花，留存的樱花，终是飘零的樱花）。他咂摸着这话，觉得像在说自己这便利店，人来人往，买了东西就走，看似停留的，其实也都在生活的风里打着旋儿。这些纸片，这些“带翻译的樱花”，成了他这个小空间里，一种奇特的“通货”，交易的不是钱，是那么一瞬间的懂得，或者一点飘渺的慰藉。
年轻人再没出现过。铁盒快见底时，也是个深夜，一个老先生来买热牛奶。看见老陈在整理最后几张纸片，扶了扶眼镜，凑近看了良久，忽然用很轻的声音，一字一句地念出上面的日文，发音标准又苍凉。念完，他笑了笑，用中文自言自语道：“翻译得真好啊……‘未增删’，好。有些东西，多一个字，少一个字，味道就全毁了。”他没买纸片，喝完牛奶就走了。老陈忽然觉得，那老先生，说不定就是当年在纸片上留下钢笔字迹的人。谁知道呢？就像这便利店，每天发生无数短暂的交接，不问来路，也不问归途。
最后一夜，最后一张“樱花”被一个备考到崩溃的高中生买走。铁盒空了。老陈把它洗干净，用来装收银机里皱巴巴的零钱。便利店依旧亮着白晃晃的灯，货架上的商品增增减减，永远有新的促销标签贴上去。但老陈觉得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那个铁盒曾经装着的，那些被小心保存下来的、未经涂改的瞬间，以及试图连通两颗心的笨拙翻译，像极了深夜里偶尔闯进店来的、某个顾客眼里的光——很短暂，但真实地亮过。窗外的城市没有樱花，但他的收银台下，似乎曾短暂地，开过一整个春天。